【中国观察社论】“习被削权”叙事的幻觉

【中国观察2025年10月25日讯

自 2025 年10 月20 日至23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 20 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下称“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后通报的人事变动、委员出席率的下滑、军中高级将领的大规模被查处，引发海外中文媒体与评论圈一片“习被架空”“体制内斗剧烈”的解读。结合最新资料，我们须正视两件事实：一，是确有大规模高官落马、军队人事大调整；二，是把这些事实解读为“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逻辑，并非必然成立。
本文试图从历史逻辑、制度机制与当下变动三个维度，探讨这种解读为什么看似“有理”，却在中共体制框架中可能是一种误读。

首先，就事实而言，变动确实重大。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0 月17 日，军队内部宣布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 何卫东、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华 等至少九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
随后，四中全会结束时通报，张升民（67 岁，上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仅168人、候补委员147人，相比2024年存在人数削减，部分被解读为“委员缺席＝被排除”。
此外，在全会中还递补了若干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填补空缺。

若只看这些事实，海外媒体的两类叙事均显得合乎逻辑：一为“习系亲信大面积落马，习势削弱”；二为“军方清洗大规模，习借机重整军权”。其中前者往往升级为“习被架空”“军方反习派上位”的结论；后者则认为“这一切恰是习加强控制、清除不忠的体现”。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第一种叙事看似合情合理，却在中共制度结构中难以成立，而第二种叙事更贴合权力运作逻辑。

中共的权力结构有一个核心特征：军队和党政体系并非分权制衡的框架，而是集权机制下的延伸。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一直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军改、监察体系建设、反腐范畴投入极大。若从这个视角看，军中高层大规模被查、清洗实际上是一种集权逻辑——清除可能不再忠诚、可能形成利益网络的军中代理人，以保证权力链条的单向流动。这是“习的无休止清洗”。

张升民被任命为副主席一职，其身份也值得剖析。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委书记，是军中反腐体系核心人。
从反腐官员到军委副主席的跃升，逻辑上不是“反习派夺权”，而是一位擅长“清洗”的习系人马获得更高位置，反映的恰恰是习对军事系统忠诚再造的愿景。若习真的被架空，反而不可能由他任命的亲信如此直接接掌军委副主席。换句话说，这种任命更像是“习的权力再确认”，而非“习被边缘化”。

再看委员出席率与递补问题。委员人数减少、候补委员上位虽可被解读为“委员被排除”“高层动荡”，但这也可理解为反腐与人事调整正常化：中纪委、军纪委系统清查后，有委员被查处，有职位空缺，候补委员递补是制度内补位机制。进而，若把这些操作解读为“体制崩盘”“权力失控”，忽略了这一制度性、机制化补缺的常态逻辑，就容易落入“危机说”的陷阱。

从制度视角看，一个被真正架空的领导人，其权力象征（如军委主席身份）、宣传口径（“核心”称号）、高层任免机制都会出现明显变动。但在本次事件中，习近平仍保持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宣传中仍反复强调其“核心”地位。新华社的报道中，“习核心”被多次提及。

若权力被削减，那么这种宣传反而更可能淡化核心标签；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还要考察媒介叙事为什么如此容易走偏。海外中文媒体及社群往往具有以下心理结构：一、希望看到中国体制出现“裂缝”以契合“中共必崩溃”的预期；二、信息来源受限，喜好快速推断且带有剧烈结论；三、将中共体制想象成西方式的派系斗争，而忽视其制度逻辑。于是，当看到“习系高官落马”“委员人数减少”“军委副主席更替”这三点时，便迅速拼出“习被逼妥协”“军方反习派夺权”“元老干预政治”的框架。这个框架具备完美的闭环：如果习强，清洗说明他在夺权；如果习弱，清洗说明他被割据。而无论哪种，叙事都可继续，因而难以瓦解。

然而，若我们回归现实结构，就会发现这种“被架空论”难以成立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军权并非由多数将领“联合罢免”或“联名罢免军委主席”那么简单。在中共体制中，军事体系的最高指挥权归全国人大授权下的中央军委主席（即习近平）和由其直接任命的副主席、委员。体系内部并无“反习派联名”这种合法路径。正如旅美评论员 章天亮 所言：“除非中央警卫局叛变，否则不会出现全体军方代表要求罢免习军委主席的情况。” 

第二，大规模将领落马，若意在削弱习近平，按逻辑应伴随对习本人职务的调整、或宣传上的微妙弱化。但目前宣传线索反而碎片但一致：强调“反腐不停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习的权威并未见弱化迹象。第三，人事替换主要是“习从自己的人马中换出问题人”，而非“大集团从习手中夺位”。清洗的对象多为曾被习提拔却可能形成利益集团、或在军队装备、高技术、后勤等关键职能中积累权力自主。习的逻辑，是“削权但不是削自己”，而是“强化忠诚链条”。

从历史视角看，这种操作并非新鲜：毛泽东、邓小平在各自时代，都在权力稳固期或转型期中进行了类似亲信—代理人—替换的动作。但关键不同在于：他们最终都交出或调整了领导职务。而习近平目前尚未这样做；他一直在强化自身集中权力的体制。换言之，目前的“清洗浪潮”更像是“集权深化”，而不是“集权瓦解”。正如《卫报》分析所言，这“不是习被排除，而是他在整合、控制军队忠诚链条”。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本次人事调整？二点尤为关键：其一，张升民的任命不仅是人事更替，更是象征意义。作为军队反腐体系的核心，他被提拔至副主席，意味着军队反腐、忠诚体系与军事指挥融合——习将“纪律保障”直接上升至军权结构的高位。其二，委员出席率下降与候补委员上位，折射的是“体系大整肃”而非“体系崩溃”：当大量委员被查处、职务空缺，候补补位是制度内机制，而不是外部势力“乱填”造成的。将此解读为“体制混乱”忽略机制逻辑。

再深一步，从“习家军大面积落马”这一说法来看，其背后的叙事是：习提拔的高官纷纷被查，说明习权力失败、阵营塌方。但实际上，这些提拔发生于过去十年，习的目标是“扶正一批、淘汰一批、再扶正一批”。被查的很多人已服役多年，他们积累的权力和利益可能已经脱离习的掌控，从这个角度讲，习主动出手清理他们，并不是“阵营裂变”，而是“继续扶持自己胜任代理人”的动作。换言之，这不是“习失势”，而是“习在重新设定胜任逻辑”。反腐的高频率与高层覆盖，也恰与习此前强调的“不管你提拔得多快，只要背叛党就清理”的原则吻合。

我们再反观对外传播中“习被架空”的说法为什么能长期存活。其一，这类说法符合海外受众对中国政治的“终结性想象”：即中共内斗暴露、政权即将瓦解。这种想象符合“中共迟早破产、习躲避审判”的叙事模式。其二，这类说法具有高度弹性：无论习继续露面、继续主导会议，媒体可以解释为“假象维稳”；若习出现短期缺席、出席人数减少，便可被解释为“权力边缘化”。结果观察者无从验证，仅凭常规便能看到逻辑闭环。其三，媒体与受众互动机制强化了这一叙事：爆炸性标题、危机感话语、观众点击率反馈，这些机制使得叙事不依赖真证据，而靠“情绪共振”维系。

但我们如果着眼于制度深层逻辑，就会发现：真正能判定“被架空”的标志，不只是高官落马，而是领导职务变更、宣传口径变化、代理人独揽实权、常委结构重组。当前尚未看到这些现象。习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宣传中“核心”地位依然明确；军委副主席由习任命的亲信担任，而不是反习派。反腐清洗虽然激烈，但从功能上看是强化系统忠诚机制，而非削弱最高领导。简而言之：

这一次的震荡，恰是权力的再分配（但在集权框架内），而非权力的瓦解。

当然，这并不是说习的权力处于无懈可击状态。经济下行、外交困境、人口问题、青年失业、社会舆情压力都是真实且重大挑战。这些现实压力会削弱领导人的民意基础与施政空间。但“系统运作下的挑战”与“体制内斗导致领导人被架空”是两回事。将前者简单化为后者，往往误读了中国政治的运行方式。

如果我们愿意以较长视角观察，则可发现：每当中共进入重大制度转型或权力巩固期，领导人都会发起一次大规模清洗——清理“代理人”变成“既得势力”，重新塑造权力链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曾如此。习近平目前所进行的清洗并不意味着他被动，而是主动。他正在用纪律、制度、监控、清洗一体化整合军权与党政权力。换句话说，他不是被“边缘化”的主角，而是“清场重构”的导演。

对于观察者而言，最重要的不只是“谁被抓”“谁被补”，而是看结构有没有改变。如果未来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习未再担任任何实权职务；二、常委或军委副主席成为真实的权力中心；三、宣传口径中“不再提习核心”或出现集体领导强调——那才是真正的“被架空”。目前尚不见这些信号。相反，信号指向的是“习继续控制”的路径。

结尾可以总结：我们对中国高层动向的观察容易陷入两大误区，其一是把制度震荡等同于权力崩溃；其二是以西方式的权力斗争模型套用中共体制。从而，“习被削权”“被架空”的叙事虽然具备情绪感染力，却从制度逻辑上难以成立。更准确的说法是：习近平在其执政进入中期、面临多重挑战之际，正在进行一场看似“震荡”但实则“集权再造”的权力动作。那些落马的习系官员，不是他弱势的标志，而是他更新代理人体系的动作。他并非在被清洗，而是在用清洗作为巩固的工具。换言之，若我们将这场看似混乱的棋局变动视为“习套牢”，那就错失了看清棋局真正走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