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8月20日讯】中国国家统计局8月1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再次把青年就业问题推到舆论中心。7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17.9%，比6月份上升3个百分点，创2025年9月以来新高，也高于2024年和2025年同期水平；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2%，30至59岁则为3.9%。与此同时，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6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官方数据本身已经显示，就业压力并没有随着经济数据所强调的“恢复态势”同步消失，尤其是年轻人正在承担更明显的就业冲击。
这里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统计前提：国家统计局目前公布的16至24岁失业率不包含在校学生。国家统计局过去解释这一调整时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就业状况。统计口径本身并不意味着数据失真，国际上同样存在按照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计算失业率的做法，但它意味着17.9%绝不能被理解为“所有16至24岁年轻人中有17.9%没有工作”。另一方面，这个指标同样不能覆盖那些已经放弃寻找工作、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从事收入极低工作的年轻人，因此单凭一个失业率数字，也无法完整描述青年就业困难的实际范围。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统计数字背后正在发生的就业结构变化。2026届中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比上一年度增加48万人。大量年轻人在毕业季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传统的稳定岗位增长能否吸收如此庞大的新增劳动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维持社会预期的重要变量。中国教育部门今年专门开展“国聘行动”，要求扩大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就业岗位，并针对2026届毕业生以及前两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这种政策安排本身也说明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已经成为政府必须持续投入资源解决的问题。
17.9%背后的统计盲区
如果只看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中国的就业市场虽然有压力，但整体仍然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然而就业问题最难统计的部分，恰恰不是那些已经被调查系统明确认定为“失业”的人，而是那些仍然在工作，却没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和完整社会保障的人。
这就是所谓“灵活就业”不断扩张的意义所在。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可能达到3.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44%以上。这个数字并非国家统计局官方就业统计数字，而是研究机构按照自身口径测算出来的预测值，因此不能简单地把3.2亿全部视为“失业者”。报告覆盖的群体也非常广泛，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家政人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保安等不同类型劳动者。
但恰恰因为统计口径不同，3.2亿这个数字更应该被当成一个社会经济信号，而不是一个可以直接与失业人口相加的数字。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对应的工作，只能长期送外卖、开网约车或者做临时零工，他在统计意义上可能属于“就业”，但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看，他未必已经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就业。如果一个中年工人原本拥有长期劳动合同，后来企业裁员，他转而依靠平台接单维持收入，同样可能从“失业者”变成“灵活就业者”。统计表上的身份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活质量发生了同等程度的改善。
这也是中国就业问题最值得深入观察的一层。失业率可以衡量没有工作的人，却很难衡量一个人究竟拥有怎样的工作。如果就业市场不断把正式岗位转化为临时岗位，把长期雇佣关系转化为平台接单，把企业承担的部分风险转移给个人，那么官方失业率即使保持相对稳定，劳动者实际面对的不确定性仍然可能持续增加。
“灵活”究竟是选择还是被迫接受的退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近期围绕灵活就业的讨论之所以引发争议，并不是因为“灵活就业有一定优势”这一判断本身毫无道理。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实强调，灵活就业可以让劳动者自行安排时间，而且随着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任务型就业发展，未来部分劳动者可能不再依赖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职位。她也指出，灵活就业并不一定等同于低收入，有些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外包、自由职业和“一人公司”等方式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
问题出现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类劳动者身上。对于能够自由选择客户、工作时间和劳动价格的自由职业者而言，“灵活”确实可能意味着自主权；对于找不到正式工作的年轻人、被裁员的中年人以及依靠平台订单维持家庭收入的劳动者而言，所谓灵活往往意味着风险由企业转移给个人。两者在统计口径上都可能被称为灵活就业，但生活处境完全不同。
张丹丹本人此前接受采访时其实也谈到过这种矛盾。她指出，外卖骑手处于消费者、平台和商家构成的生态链最弱势一端，并提到自己在调研中接触的骑手甚至会用“棋子”来形容自己；她还指出，消费者享受“超时免单”等福利时，部分压力实际上会通过算法传导给骑手。 这恰恰说明，把灵活就业描述成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就业模式时，必须进一步追问：这种自主性究竟掌握在谁手里？劳动者可以拒绝平台的规则吗？可以自由决定价格吗？可以承受一天没有订单的风险吗？一旦发生事故、疾病或者年龄增长，又由谁承担成本？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仅仅强调“自己安排时间”就容易把劳动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隐藏起来。一个外卖骑手当然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上线，但他无法决定平台算法如何派单；一个网约车司机可以选择是否接单，却未必能够决定每单价格；一个临时工可以选择今天是否工作，但他也必须承担今天没有收入的后果。所谓自由，如果必须以承担全部市场风险为代价，它和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自主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
当“就业”成为消化失业的缓冲区
中国灵活就业规模扩大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经济含义。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灵活就业人数达到3.2亿，而中国总就业人口约7.2亿左右，这意味着广义灵活就业已经从过去的边缘补充变成庞大的就业结构。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预测包含的职业类型非常广，因此不能简单理解成“3.2亿人都没有稳定收入”。但它仍然反映出一个明显趋势：越来越多中国劳动者正在脱离传统的长期雇佣关系。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灵活就业确实具有吸收劳动力的功能。一个人如果找不到工厂或者办公室的固定岗位，可以去送外卖；找不到全职工作，可以接临时项目；没有公司愿意长期雇佣，也可以通过平台接单。这种机制能够避免大量劳动力立即进入统计意义上的失业状态，也能够让劳动者保持一定现金流。因此，把所有灵活就业都描述成“被迫失业”同样是不准确的。
但这种缓冲机制不能无限扩张。一个经济体如果越来越依赖低门槛、低保障、高竞争的零工岗位吸收新增劳动力，却无法创造足够多的高生产率、高收入和长期职业岗位，那么就业数字保持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健康。相反，它可能意味着劳动力正在以更低的议价能力接受市场能够提供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青年失业率17.9%与灵活就业规模不断扩张其实可以放在同一个框架里观察。前者说明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找不到理想岗位，后者说明市场正在通过平台、零工和临时就业吸收其中一部分人。两者结合起来看，中国真正需要回答的并不是“年轻人有没有工作”这么简单，而是这些年轻人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收入能否持续，他们能否建立职业技能，他们是否拥有住房、婚育和养老所需要的长期预期。
北京大学教授的一句话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
张丹丹所说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放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并非没有依据。固定工作通常伴随着相对稳定的工资、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但也意味着工作时间、地点和任务受到更多约束；自由职业则可能拥有更高的时间自主性，却必须承担收入波动和社会保障不足的风险。经济学研究当然可以讨论这种交换关系，而且没有必要因为社会舆论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个概念，就放弃对就业模式进行客观分析。
然而，公众的反应同样不能简单归结为“误解经济学”。当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连续数月找不到工作，最后每天骑着电动车在城市道路上抢订单时，他很难把自己的处境理解成获得了一种新的“福利”。当一个中年人因为房地产、制造业或者服务业收缩而失去原来的工作，只能通过平台重新开始时，他首先需要的可能不是关于劳动时间自由的理论解释，而是稳定的收入、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以及对未来的基本确定性。
更重要的是，张丹丹本人过去的研究和访谈其实已经说明，灵活就业内部存在巨大的阶层差异。一个拥有专业技能、能够同时服务多个企业的自由职业者，与一个每天必须依赖平台订单才能支付房租的骑手，都可能被归入“灵活就业”，但他们在劳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完全不同。把两类人放在一个概念里讨论，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危险的错觉，好像所有人都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而不是部分人在正规就业机会不足之后被迫接受这种工作方式。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就业质量
中国官方近年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关政策不断强调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部分平台开始探索为骑手等人员提供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层面也在讨论如何把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与新的劳动关系结合起来。张丹丹此前就曾专门讨论平台零工社会保障问题，并指出传统劳动合同制度与平台就业之间存在制度衔接困难。
这些变化说明，连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如果灵活就业只是单纯的“自由”，就不需要如此频繁讨论社保、职业伤害和劳动权益。恰恰因为大量劳动者承担了传统雇主过去承担的一部分风险，如何重新分配这些风险才成为制度改革的核心。
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真正难题，也许并不是能不能把17.9%的青年失业率再压低几个百分点，而是能不能让一个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后获得一条可持续的职业路径。如果第一份工作只是临时的，第二份工作仍然是不稳定的，第三份工作继续依赖平台接单，那么即使统计意义上的“就业”已经实现，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仍然可能越来越弱。
青年就业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二十多岁的人是否能够找到第一份稳定工作，会影响他随后几年积累的技能、收入、住房能力、婚姻选择和消费意愿。如果大量青年长期处于“先找一份活干着”的状态，他们实际上失去的不仅仅是当月工资，还有职业资本积累的时间。一个人可以暂时送外卖，但如果几年之后仍然只能靠低门槛劳动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已经从就业问题变成了社会流动问题。
数据可以被管理 现实却无法永远被重新命名
中国就业统计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公众越来越难从官方数字中直接理解自己的生活。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明确统计方法，青年失业率也明确排除了在校生，因此不能简单说官方数字就是“假的”。但另一方面，失业率本来就不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更不可能单独解释劳动者的收入、工时、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和就业稳定性。
这也是为什么民间对官方就业数据长期存在怀疑。真正有意义的监督，并不是简单地找一个更高的“真实失业率”替代官方数字，而是要求公布更多维度的数据，包括青年离校后的持续失业时间、低工时就业、非自愿兼职、工资增长、劳动合同覆盖率、社会保险参与率以及不同年龄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数据越透明，社会越不需要依靠传闻猜测真实情况。
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不应该害怕坏消息。青年失业率升到17.9%，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值得担心的是一个社会开始习惯于用新的词汇重新解释旧的问题，把失业称为灵活，把不稳定称为自由，把低保障称为自主，把没有固定岗位称为创业。如果这些概念成为政策语言中的替代品，那么数字或许看起来更加容易接受，年轻人的生活却不会因此变得更好。
中国经济今天需要面对的就业现实，其实已经越来越清楚：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曾经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正在发生变化，人工智能又开始改变白领岗位结构，高校毕业生数量继续增加，而平台经济则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劳动力吸收功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灵活就业当然可以成为正常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不能成为正规就业岗位不足时的永久避难所，更不能成为政府和企业把就业风险转嫁给个人之后的一种漂亮说法。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和复杂劳动力市场的国家而言，真正值得衡量的从来不只是有多少人“没有失业”，而是有多少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稳定收入、社会保障和改善生活的机会。7月份17.9%的青年失业率之所以刺眼，正是因为它与3.2亿灵活就业的预测放在一起之后，让人看到一个更大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人仍然在工作，但越来越多人可能无法通过工作获得过去那种稳定、可预期的生活。一个社会如果连这种差别都不愿正视，而只是不断给现实换一个更容易接受的名称，那么最终需要付出代价的，仍然是那些没有能力替自己重新定义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