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网络监管力度持续加码，五部门联合推出的自媒体新规自9月1日起实施，要求运营机构对违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同期开展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官方重申学生不得访问境外网站。有分析认为，这种高压管控源于对民众获取海外真实信息的担忧。
9月1日实施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将内容策划、制作、分发等环节全面纳入监管。相关企业需设立内容管理负责人，核实签约账号身份，并承担内容审核责任。违规平台可能面临功能限制、营利暂停甚至机构关闭等处罚。
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理事长吴绍平指出，自媒体传播的信息往往对中共不利，因此成为重点管控对象。前媒体人曾节明则认为，官方通过控制自媒体获取经济利益，同时以"秒杀"方式压制敏感内容。他强调，自媒体从业者若涉及敏感话题将面临社会性死亡。
同期开展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官方特别强调校园日宣传。曾节明分析称，这种管控源于对大学生群体的担忧，认为其可能成为街头运动的主力。校方下发的124项翻墙工具名单更凸显了这种防范心态。
有网友曝光某高校通知称，9月为整治翻墙集中月，要求学生不得使用境外游戏加速器或安装翻墙软件。吴绍平认为，这种管控旨在切断年轻人与外界的信息联系，但自由和真相的渴望终将催生新的应对方式。
网络管控升级：中共强化自媒体监管与翻墙限制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9月07日讯】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正在从“删掉什么内容”，进一步发展到“谁可以传播、谁负责传播、谁能够看到什么”。9月1日正式实施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把自媒体机构、账号身份、内容策划、制作和分发全部纳入监管体系；与此同时，9月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一所中国高校被曝要求学生不得访问境外网站，并列出124项所谓“翻墙客户端”。两组消息发生在同一时间，折射出中共网络治理越来越清晰的一条路线：控制信息生产端，也控制信息获取端。
五部门公布的这项新规并不是简单的行业管理办法。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依法核实账号运营者身份，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并对内容策划、制作和分发承担相应责任；相关机构还必须建立内容管理制度，对违法和不良信息承担管理责任。规定同时强调“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并设置了相应法律责任。官方将其描述为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但从制度结构来看，中共实际上是在把越来越多的传播责任压到平台和机构身上。
这种制度最直接的效果，是让平台和自媒体机构产生强烈的“自我审查”动力。过去，一个普通账号发表敏感内容，主要面对删除、封号等风险；现在，如果账号背后存在MCN机构或者其他内容分发机构，机构本身也可能承担责任。平台为了避免受到处罚，最安全的做法就不是判断每一条内容究竟有没有问题，而是提前压低风险，把可能触及政治禁区的内容挡在传播链条之外。
这就是中共网络审查最有效的地方：它不需要每一条信息都由政府工作人员亲自删除。只要让平台知道“不删可能出事”，平台就会主动替监管者完成第一轮筛选；让机构知道旗下账号出问题会承担责任，机构又会主动管理作者；最后，普通创作者为了保住账号、收入和职业机会，也会开始主动回避敏感议题。
结果是，表面上互联网仍然存在大量账号和内容，但能够自由讨论的范围却越来越窄。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互联网用户群体的国家来说，控制信息生产端还不够，因为即使国内平台上的内容被严格过滤，只要普通人能够自由访问境外网站，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的新闻、调查和观点。因此，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必然会进一步延伸到信息获取端。
近期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高校通知，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缩影。根据曝光内容，一所高校把9月称为“整治翻墙行为集中月”，要求学生不得访问境外网站、使用境外游戏加速器或者安装翻墙软件，并列出一份包含124项软件的所谓“常用翻墙客户端”名单，其中包括多种代理和VPN工具。相关通知目前主要通过网络曝光渠道传播，无法证明它代表全国高校统一政策，因此不能把它写成全国性规定。但中国高校今年已经出现排查学生翻墙、要求学生说明用途甚至签署保证书等情况，这说明校园网络管理正在与政治和国家安全管理进一步结合。
问题在于，一个大学生为什么不能自由访问境外网站？
如果所谓网络安全只是防范诈骗、病毒和网络攻击，那么学校完全可以针对恶意软件、诈骗网站和网络攻击进行技术防护。但当“境外网站”本身成为需要防范的对象时，网络安全的含义就已经发生变化。监管者担心的并不只是电脑是否感染病毒，而是学生会接触什么信息、阅读什么新闻、使用什么社交平台，以及这些信息是否可能改变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这才是翻墙管控最敏感的地方。
中共建立的“防火长城”本身已经限制中国大陆居民直接访问大量全球互联网服务，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管理措施又试图让个人不要主动绕过这道信息屏障。换句话说，政府不只是决定哪些内容可以在中国互联网内部传播，还试图决定普通中国人能不能到墙外寻找其他信息。
大学生显然是这种控制体系特别关注的人群。大学校园聚集了年轻人，也是新技术、新思想和社会讨论最活跃的地方。对于一个高度依赖舆论控制维持政治稳定的政权来说，大学生能够自由接触海外新闻、社交媒体和不同政治观点，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可完全控制的信息流动。
因此，网络审查和校园管理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方向。
一端是控制内容生产者。通过实名制、机构责任、平台审核和行政处罚，让自媒体知道什么不能说、什么最好不要碰；另一端是控制内容消费者，通过网络封锁、VPN限制和校园管理，提高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获取境外信息的成本。
当这两端同时收紧，互联网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平台，而变成了政治权力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控制正在从传统的删帖封号进入制度化、技术化阶段。账号需要实名认证，机构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平台需要建立审核体系，网络服务需要接受监管，学校又开始介入学生的跨境网络活动。一个人发表什么、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以及从哪里获取信息，都越来越容易留下可以被管理和追踪的记录。
这种制度对于中共而言当然具有明显的政治价值。信息越集中，社会舆论越容易控制；不同声音越难传播，政府就越容易维持官方叙事。但对于普通中国人，代价就是知情权和表达空间不断缩小。
一个社会真正需要防范的并不是人民看到不同意见，而是政府开始认为人民不应该看到不同意见。
互联网出现以后，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获得了接触境外信息的能力。无论是海外新闻、独立媒体、社交平台还是普通人的个人经历，这些信息都能够突破传统媒体控制，让中国人看到官方叙事之外的世界。中共过去二十多年投入巨大资源建立网络封锁体系，本身就说明它非常清楚信息自由对于政治控制意味着什么。
但技术封锁永远只能增加获取信息的成本，无法消灭人对信息的需求。一个软件被封锁，可以出现新的工具；一个网站被屏蔽，可以出现新的传播渠道；一个账号被关闭，也可以重新注册新的账号。中共能够不断提高翻墙成本，却很难让一个已经知道墙外存在不同信息的人重新相信墙内的信息就是全部真相。
所以，9月1日实施的自媒体新规和近期高校整治翻墙，并不是两个孤立事件。前者控制信息如何生产和传播，后者限制信息如何被获取，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套越来越完整的信息控制体系。中共希望建立的不是一个没有违法内容的互联网，而是一个政治权力可以决定什么能够传播、什么能够被看到的信息空间。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当政府不仅管理你说什么，还开始管理你能够看到什么时，互联网剩下的就不再只是表达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还有多少能力独立了解现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