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9月10日讯】移民海外的原山东省政协委员周春卫日前发表公开信，曝光当年在中共体制内亲身经历的黑暗，呼吁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9月8日，网媒“光传媒”发表周春卫的署名公开信《我的立场：结束一党独裁》。该媒体主编、前青海省政协委员王安娜（王瑞琴）为此文写了“编者按”，赞扬周春卫“勇敢地站出来呼吁社会公平，并公开表达与这个体制切割”。
周春卫在公开信的开头声明，“我公开退出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认同，并公开表达我对这个政党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反对。”
信中说，她以前也曾相信中共是真心“为人民服务”，为自己进入体制感到骄傲，认为从此可以为弱势者谋福利。促使她做出转变的，正是他进入体制内的那几年，“在一个普通人无法进入的位置上，亲眼看到的东西，以及我因为把看到的东西说出来而付出的代价”。
一个曾经相信“为人民服务”、长期从事慈善公益、最终进入山东省政协的人，如今公开宣布与中共政治体制决裂，并要求结束一党专政。这种身份转换，比一般政治异议人士的表态更值得观察，因为它呈现的是一个曾经进入体制、相信体制能够改善社会的人，在亲身参与之后发生的政治认知转变。
9月8日，光传媒刊登原山东省政协委员周春卫的公开信《我的立场：结束一党独裁》。周春卫在信中宣布，自己“公开退出对中国共产党的 一切认同”，并反对中共长期垄断国家权力。她同时提出，应当结束“以党代政、以党代法”，让宪法和法律高于政党，并要求司法、公安、新闻媒体、企业和社会组织摆脱政党对其运行的全面支配。
周春卫过去的公开身份，与今天这封公开信形成了鲜明反差。她出生于山东农村，长期从事公益事业。公开资料显示，她从2013年前后开始投入慈善，2017年发起成立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重点帮助困境儿童。2024年《人民政协报》相关报道还称，该基金会已经募集善款超过2亿元，帮助大量困境儿童，并捐建希望小学等公益项目。2023年，她成为第十三届山东省政协委员。
换句话说，她并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站在体制外、以反对中共为职业的人。她曾经相信通过进入体制，可以帮助更多普通人。
而她现在给出的解释，是进入体制以后，看到了过去在体制外看不到的东西。
周春卫在公开信中回忆，自己过去相信中共确实是在“为人民服务”，也曾为能够进入体制、参与公共事务感到自豪。但进入政协以及更广泛的体制运行环境之后，她看到的却是权力、资源和普通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关系。她特别提到，自己曾经为了一个孩子几千元的学费奔波，而同时看到一顿饭、一瓶酒的花费，就可能超过一个贫困家庭一年的生活开支。
这种落差，是很多中国体制内人士政治观念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在纸面上，“为人民服务”是一套完整的政治语言；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能否获得资源、一个组织能否继续运行、一个普通人能否得到公平对待，最终往往又取决于权力关系。
周春卫把自己的经历进一步指向政协制度。
政协在官方制度设计中承担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等职能。周春卫过去也确实提交过有关困境儿童的提案，公开资料能够证明，她并非一个完全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人。
但她在公开信中给出的感受是，政协委员能够讨论什么、提出什么意见，并不是完全由委员自己决定。当她认为某些问题必须说出来的时候，她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制度程序持续辩论的公共空间，而是来自体制内部的压力。
这恰恰触及了中国政治体制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
如果一个制度允许你“参政议政”，却不能允许你对掌握最高权力的政党提出根本性质疑，那么这种政治参与究竟能够走多远？
如果政协可以讨论贫困儿童、养老、教育、基层治理等具体问题，却不能讨论为什么一个政党可以长期垄断国家权力，那么所谓“民主监督”的边界其实已经非常清楚。
周春卫在信中还指称，她在坚持表达不同意见之后，其慈善机构受到年检、审批等方面的压力，并称当局要求在机构内部设立党组织，同时让慈善机构承担她认为不应由公益资金承担的支出。对于这些具体指控，目前主要依据是她本人的公开信，外部公开资料尚不足以独立核实其中每一项细节，因此不能把她的个人陈述全部当成已经被独立调查确认的事实。
但即使暂时把这些个案全部放在待核实状态，一个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中国的社会组织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
周春卫过去发起的基金会并不是一个地下组织。公开资料显示，山东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会于2017年正式注册成立，长期开展困境儿童、助学等公益项目，而且曾获得各种官方及社会荣誉。
这意味着她所描述的矛盾，并不是“一个非法组织突然遭到打击”这么简单，而是一个获得合法身份、长期受到官方认可的社会公益组织，与政治权力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边界冲突。
公益组织可以帮助孩子，但能不能形成真正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量？企业家可以捐钱，但能不能拥有独立的公共立场？政协委员可以提案，但能不能质疑掌权者本身？
这些问题一旦被认真追问，最后都会碰到同一个核心：权力究竟属于谁。
周春卫现在给出的答案，与她过去的政治身份已经完全不同。她不再认为只是个别官员腐败、个别机构越权或者个别干部作风有问题，而是把矛头指向“一党垄断国家权力”本身。她提出政府必须受到法律约束，司法应当独立，媒体应当能够调查权力，社会组织应当自主运行，人民应当拥有自由表达政治观点以及选择政府的权利。
这其实意味着，她的政治认知已经从“改革体制内部的问题”，转向“重新定义权力来源”。
这也是这封公开信最重要的地方。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化中，确实出现过大量相信体制、进入体制、参与体制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并不是为了政治斗争，而是希望解决教育、扶贫、医疗、公益、基层治理等现实问题。但当一个人不断碰到制度边界，就可能开始发现，很多看似独立的问题最后都会回到同一个权力结构。
为什么媒体不能自由调查？
为什么社会组织需要接受高度政治化的管理？
为什么司法很难真正摆脱政治权力？
为什么一个政协委员可以讨论民生，却不能自由讨论执政党的权力边界？
为什么批评政策与挑战政治垄断之间，会出现如此狭窄的空间？
如果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制度内部解决，那么一些人最终会得出与周春卫类似的结论：问题可能不只是某一个官员，而是权力本身缺乏有效约束。
当然，一个人的政治转变并不能自动证明她描述的每一个细节，也不能因为她曾经担任政协委员，就把她的全部判断视为最终答案。但政治制度真正需要面对的，恰恰是这种来自体制内部的反思。
一个普通人在体制外批评政府，官方可以把他称为不了解情况；一个长期从事公益、曾经获得官方认可、后来进入政协体系的人，在参与其中之后公开宣布与这个制度决裂，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被简单归类。
因为她至少提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
一个号称代表人民的政党，为什么如此害怕人民拥有不经过政党批准的独立组织、独立媒体、独立司法以及独立政治意见？
如果一个政治体系真的拥有充分的民意基础，它应该能够承受批评，允许不同意见进入公共讨论，也应该允许人民通过制度化方式监督掌权者。相反，如果一个体系越来越依赖审查、组织控制、政治忠诚和对社会组织的监管来维持稳定，那么社会对它的质疑就不会因为禁止发声而消失。
周春卫公开信最后表达的愿望其实并不复杂：人们可以批评执政者而不必恐惧，可以说出自己看到的事实而不必担心失去工作和事业，政府受到法律约束，媒体可以调查权力，社会组织能够自主运行，人民能够表达政治观点并拥有选择政府的权利。
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理论问题，而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权力约束问题。
一个人曾经相信体制，进入体制，然后因为自己看到的现实而决定公开退出这种认同，这种转变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它说明，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个人遭遇与制度结构联系起来时，单纯依靠宣传和行政控制，并不能阻止人们继续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国家究竟属于政府，属于政党，还是属于人民。
周春卫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并要求结束一党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