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收集美国选民数据引发安全担忧 2026年中期选举面临哪些外部风险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27日讯】随着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外国势力试图利用数据搜集、网络渗透和政治影响扩大自身影响力,正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前弗吉尼亚州总检察长、前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肯·库奇内利(Ken Cuccinelli)警告,中共对美国选民信息的搜集,不能仅仅被视为普通的数据问题,而应放在北京长期追求情报优势、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战略背景下审视。他还指出,川普政府正在加强不同情报资源之间的协调,防范外部势力干预美国选举。
中共对美国的挑战,早已不局限于贸易、军事和外交领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社会关系、消费习惯和网络活动,都可能成为情报搜集的目标。掌握的信息越丰富,就越容易分析一个人的生活轨迹、社会联系和行为偏好。若不同来源的数据被汇总、交叉比对,原本分散的公开信息也可能形成具有情报价值的个人画像。
这类能力的危险,在于它未必需要直接闯入投票系统。选举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环节,但影响选举的方式并不只有篡改选票。通过虚假信息影响公众判断、利用社交平台制造社会对立、针对特定群体开展精准宣传,或者搜集政治活动人士的个人资料,都可能影响政治参与环境。数据本身未必能够改变一张选票,却可能成为实施监视、施压和操纵信息传播的工具。
库奇内利特别提到中共系统性收集美国选民数据的问题。这一警告指向了数字时代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弱点:美国社会开放、信息流通广泛,政府、企业和个人掌握的数据分散在不同系统中,而跨境数据交易和网络服务又使信息流向更加复杂。如果有关数据被外国政府或与其有关联的组织获取,就可能被用于情报分析、商业竞争乃至政治活动。美国需要追查的,不只是某个数据库是否遭到入侵,还包括个人资料从哪里收集、由谁汇总、如何流转,以及最终被用于什么目的。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对海外华人及其中国境内亲属施加压力。库奇内利提及,中共可能利用经济影响力和侨民网络扩大干预能力,其中一种手段是向身处中国的亲属施压,迫使生活在美国的人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种跨国施压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因为它能够绕过传统意义上的网络防御。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即使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也可能因为担心父母、配偶或子女在中国遭遇麻烦,而不敢参加政治活动、不愿公开批评中共,甚至被迫停止与某些组织联系。恐惧一旦进入个人生活,就可能成为限制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工具。
美国必须明确区分普通华人社区与外国政府的影响行动。大量华裔美国人同样珍视自由,也可能成为跨国恐吓的受害者。真正需要追查的是具体的威胁、非法监视、资金联系和组织指令,而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族裔、语言或家庭背景判断其政治立场。保护华人免受外国政府胁迫,本身就是维护美国公民权利和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库奇内利还将当前的防范工作与2020年大选期间的情报处置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川普政府正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整合情报资源,避免不同部门掌握的信息无法及时沟通,或者潜在威胁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这一方向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外国干预活动往往横跨网络安全、反情报、金融监管和地方选举管理等多个领域,任何一个部门都很难单独掌握完整情况。
不过,情报整合不能只停留在政治口号上。美国需要让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情报机构以及州和地方选举部门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及时共享可信的威胁信息,同时保护公民隐私,防止安全名义被滥用于政治打压。对外国干预的调查必须建立在证据之上,不能因为某项政治主张与政府不同,就将其视为外国势力操纵的结果。
2026年中期选举对于川普政府既是一次选举安全考验,也是检验政府能否有效协调情报和执法资源的机会。真正有效的防范措施,应当包括加强选民登记系统和选举网络的安全、调查非法获取和交易个人信息的行为、保护可能受到跨国威胁的个人,并在发现外国干预证据时及时向公众说明。只有让防范工作落实到具体机制,才能避免选举安全沦为党派争论中的一句口号。
中共对美国的长期竞争,涉及技术、经济、情报和国际影响力等多个领域。美国不能因为某种干预手段尚未造成公开可见的选举后果,就忽视它可能带来的长期风险;也不能把所有政治争议都归因于外国势力。有效的国家安全政策,必须同时具备警觉性和证据标准。
美国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权力受到法律约束,公民能够自由表达意见,选举结果必须依据法定程序产生。保护这一制度,不仅意味着守住投票设备和计票流程,还意味着防止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防止境外势力通过恐吓压制言论,并确保政府自身的安全措施也受到监督。面对中共可能采取的数据搜集和政治影响活动,川普政府需要拿出能够经受检验的行动,而不是仅靠强硬表态。美国能否守住选举安全,最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及时发现威胁、依法追究责任,并维护每一位公民不受外国势力胁迫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