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示意图
图片来源：Public Domain（公有领域）
【中国观察2024年5月29日讯】
2024年5月26日，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在六四35周年前夕举办纪念活动，悼念六四死难者，王军涛、王丹、盛雪等多位民运领袖出席，他们回忆六四当天的大屠杀现场，提醒大家勿忘六四，呼吁大家付诸行动，为实现民主中国努力。
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成员观看六四纪录片
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六四活动以两位主持人朗诵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诗《我们为什么记住六四》开场。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污！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抵制独裁的唯一方法，我们还是得记住，还是得抵制。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谎言，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了政府宣扬他们做了的所谓“判断”， 那为什么不让人们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警察的在场，说明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与会者接下来观看了六四纪录片和多位亲历者、见证人的相关采访。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发言中表示，六四运动留下了四个精神：勇敢、理想、热情、担当，他希望这种精神能传承下去，中国终将实现民主。
前解放军报记者、时任中共军官江林也亲临现场，讲述她6月4日见证的“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天她冒着被打死的生命危险也没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我认为是军人的耻辱。”
盛雪：亲睹中共向人民发起战争 军人开枪 女孩头部脑浆和头发嵌在门上
六四见证者、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于1989年8月20日到达多伦多，她说，35年前的那一幕仍然历历在目。
“89年6月3号的晚饭之后，我从家里出来，是因为我的一个女同事告诉我，军队真的进城了。就在我们家楼下军人确实在列队往前走。从我们门口过的军人没有拿枪，而是拿着狼牙棒，铁钉是卷在这个棒子上的。我当时特别愤怒，很多民众去跟那些军人谈，说你们不要去广场镇压学生，最后还真的拦下了两个人，可是整个军队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回过头来去救这两个人。我家住的地方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斜对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这条街是过了装甲车，没有过坦克，到了3点半左右，听到天安门广场有枪声，噼哩啪啦的声音。看到有平板车拉着受伤的人从广场方向下来了，朝着北京医院那个方向。大家就说好像开枪了，一下子大家就散了。我和女同事就回家了。
我先生所在的地方是长安街的西单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看见了军人开枪，而且19岁的女孩张锦就死在我先生董欣的臂弯，女孩被那个子弹打穿了头。子弹最后打碎了我先生店的门，脑浆和头发还在门上面。我先生当时跟一个朋友，他在西单的那个路口开了个小店，他们把这个女孩抱进去，然后从后院出去送到了一个医院，但是孩子死了。1993年董欣回中国去送六四捐款的时，在丁子霖老师那看到了这个女孩照片。”
“我回到家之后还是想去天安门广场。我们两个人就溜出来往天门广场走，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家离天门广场就660米，我们就小跑奔着广场走路上我们见到了从广场下来的学生或者是还有一队穿白衣服的应该是医护人员，身上的血特别明显，还有一个人抱着一块砖，砖上是血。路上我就哭了，我就想这肯定是发生屠杀了。所以我就小跑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外的路南。到了那就完全走不了。
因为军人全部都把那个部落搬去了，但是我们站的位置是可以看到广场，就从这个角度全部闪，我当时就想，这就是一场战争，一个政权对自己人民展开的一场战争。我那时候呢还有一个想法。那时候真的特别愤怒！出离的愤怒！
那时，很多老百姓就站在路南，长安大街路北就是坦克和十三号军人，当时老百姓就一直喊‘法西斯！法西斯！’有一个坦克就转过头开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全都哗的跑了。之后这个坦克他没有马路牙子，到了六圈之后他就回去。人们又非常快回来又聚集在一起，又开始喊‘法西斯！法西斯！你们什么人民子弟兵！你们就是法西斯！’
这个时候正面的一个军人就抄起枪来开枪，这一次根本来不及跑，我就扑倒在地上，之后听见一个人啪啪啪开枪，等到这个声音停了的那一刻，这一刻的感觉永远不可能忘记，那种又愤怒又恐惧又屈辱的交错的感情。当我抬起头来看对面军人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无知的、不知所谓的这么一张脸。
这个时候就说有两个人腿上中弹了，旁边好像来了一个平板车把这两人拉走。然后人就散了。
6月5号，我跟着先生去他们西单的店，因为我先生说，那位19岁女孩被枪打了，子弹先擦了一棵树，穿过了她的头，最后子弹打在他们商店的门上，把门打碎了。她的头发和脑浆还挂在那个门上。我就说我要去看。
我们沿路看到街上的坦克，高层建筑都有军人架着机关枪，在所有的路口，那种感觉完全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向自己的国家进行了一次入侵，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屠杀。当时所有路口上面架着机关枪冲着大路。我们还遇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守卫军人换防从他们门口过，整排整排的坦克过。”她回忆道。
冯玉兰：大学生中枪亡 血洞达五寸宽
港加联创会会长冯玉兰35年前在北京任丹麦驻中国的政府贷款代表，亲自见证了六四屠杀。她回忆到，六四那天她跟朋友在建国门外堵坦克和沈阳来的军车，后来她随着坦克到南池子。“在我旁边就有个大学生中了枪伤，在我旁边倒下死了，那个血洞有五寸之宽。”
“我记得义务队那个司机非常勇敢，帮我们驾驶，王府井饭店经理特别给我们一部大的旅游车，把在北京的香港学生、记者、商人等等全部运到机场。我走的时候我问司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他说请你把真相传出去。这句话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忘记。而且不光是把这个真相要传出去，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种对共产党的仇恨化作一个有效的行动，去削弱它的合理性还有稳定性。要不然永远只是一个口号。
冯玉兰来到加拿大后一直担任港加联会长，过去几年，她一直跟世界各地的港人团体探讨如何加速削弱共产党政权的稳定性。
“我们必须要通过在世界各地在我们身处的国家推动“天下围共”这个战略思想。通过制裁、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等，曝光中共邪恶政权对外扩张的野心、干预渗透等。如有很多民族的团体通过联合行动，跟不同民主国家策略性的联盟，可以加速共产党的倒台。”
三年以来，30多个加拿大的组织联盟联合在一起，游说加拿大五个联邦政党，会见约150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还有各个政府部门的高官，游说加拿大五个联邦政党。目前已初见成效，该组织联盟于4月底在国会举行新闻会，赢得所有政党的支持，即在国会通过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并且要在2025年大选前实行。
冯玉兰呼吁，无论是大陆人、香港人，加拿大华人必须在国家的每一个领域发出强有力的制止中共渗透的声音。“我们不光要纪念六四，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行动起来，逐步的实现我们心中的民主中国，或光复香港。”
王军涛：中国人拥有战胜共产党的素质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做总结性发言时表示，今天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时刻，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么多国家发生了民主转型都成功了，但我们因为六四事件失败了。
王军涛回忆，虽然学生运动失败了，但后来流亡到西方国家的学生们获得的掌声和鲜花乃至歌颂超过了所有人，“那时候在西方，只要你说你来自天安门广场，那么从总统到议会，到新闻媒体都会给你最高的荣耀，让你坐到主席台上。”
从那时起，王军涛一直在想怎么把天安门广场赢回来，他说中国人完全具备胜利的素质。
“中国人具有的素质也是全世界那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能够获得胜利的素质。准确点说就是勇气、信念、责任、激情和道德高度。那一个历史时刻之所以能称为伟大时刻，是普通人都有了这些东西，这个历史才伟大，如果仅仅有一、两个人有，可能是最黑暗的时候。领袖只是浮在最上面的，真正能让那场事件成为伟大事件是底下大众都具有这个素质。那一刻实际上是属于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不仅仅属于在媒体或教科书上的少数几个领袖。”
他说，35年来，西方对于六四的记忆越来越淡，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主运动越要坚持下去。“30年前你诉说时候还有国会议员，20年前你诉说的时候有国会议员的助理，10年前你诉说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外国友人，今天你诉说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了。”
他对台下的中国民主党党员说，“我们得看到这一点，得承认这一点，1989年之所以伟大他是行动不是诉说的。你们到加拿大，没人骗你们来，没人逼你们来，你们是用脚投票。你到这来说的是中文、看的是中文、吃的是中餐，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加拿大的（民主）制度。
我愿意帮助你们，就像当年那些北方的美国人帮助南方黑奴逃亡一样。但是你们也得知道，自由是要你们自己争取的，要推翻暴政向加拿大人民证明，你配这份自由。”
民阵加拿大主席提议探讨新的抗争方式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不希望看到第二个35年六四纪念，提议大家转变思维、探讨新的抗争方式。
“如果要谈普遍的人类获得解放的一个方式，那一定是革命方式的一个转变。共产党他现在整个的专制统治之所以能够存续，是因为他有千军万马飞机大炮。现在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是不动手的，他靠的是军人，百万大军和武器，有一群人在镇压。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个模式转换，我不跟这些炮灰、打手对抗，我要跟你统治者直接对抗。这是一个模式转换。”
第二个模式转换，我不跟你搞团体赛，老百姓手无寸铁，背靠背一团散沙，你是千军万马而且有组织，你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对抗，我跟你搞个体赛，公民个人跟你统治者个人（对抗）。”他说。
多伦多民运会献花活动 王丹鼓励代代传唱《愿荣光》
2024年5月26日下午，多伦多民运会在约克大学举办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图为王丹、王军涛参加活动，多位民运领袖和各组织领袖献花。
当天下午，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在约克大学举办《幸彤在监狱》纪录片放映会后，约50人齐集向民主女神像献花，以纪念六四35周年。
被中共当局视为“六四幕后黑手”的王军涛曾坐牢13年，他表示，香港支联会副会长邹幸彤的故事让他深受感动。他在献花仪式前发言说，“不要忘记今天为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还在监狱待着的战友，我们在外面的坚守很难，但他们的更艰难痛苦，特别需要这种鼓励。我当年在监狱收到一张生日的贺卡，即使是简单几句保重，就特别感动。后来我知道是有人发起了寄生日贺卡的行动，只有这一张能够通过审查送到我的手上。”
在（监狱）里面需要我们在外面的人记住他们，中共想建立一个假象给在监狱里的人，就是你已经被遗忘了，你的牺牲毫无意义。
我在离开监狱后，还会常常将过去受苦受害的名字念一遍，也不在意没有人听着，我只在意那些在为理想奋斗的人，他们如果能够感到记挂，那就值了。他们在最黑暗的时代中，就是高照着未来的光，只要这个光还在，我们就有未来。”
公民会创会会长杨若晖表示，2019年他看到了香港年轻人在反送中运动中的勇敢，激励他第一次由线上反对者变成了线下行动者，虽然当时他很害怕。“但是对付恐惧的惟一方式就是去战胜它、去征服它。”
“我记得五年前，就在今天这个地方，我和我的香港战友们制造了一个悼念六四的花圈。有个小粉红过来把它一把火点燃了，烧黑了的痕迹已被淡化了。也许暴力、恐惧、还有镇压，可以短暂压抑让人吞咽，但是反抗和思想是无法被镇压的，烧掉10个花圈，我们就摆上100个；爆发一次64屠城，我们还有白纸革命，种种类类的、跨越全国的、在海外的、无数次的抗议、抗争。”他说。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鼓励大家传唱香港禁歌《愿荣光归香港》。“除了政治抗争，日常还有文化抗争。越软性的革命，像水一样，越不容易被刀剑暴力所斩断。通过文化，像香港的国歌《愿荣光归香港》，要一代一代唱下去，一代一代继续抵抗下去。”
2024年5月26日，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在六四35周年前夕举办纪念活动，悼念六四死难者，王军涛、王丹、盛雪等多位民运领袖出席，他们回忆六四当天的大屠杀现场，提醒大家勿忘六四，呼吁大家付诸行动，为实现民主中国努力。
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成员观看六四纪录片
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六四活动以两位主持人朗诵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诗《我们为什么记住六四》开场。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污！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抵制独裁的唯一方法，我们还是得记住，还是得抵制。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谎言，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了政府宣扬他们做了的所谓“判断”， 那为什么不让人们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警察的在场，说明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与会者接下来观看了六四纪录片和多位亲历者、见证人的相关采访。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发言中表示，六四运动留下了四个精神：勇敢、理想、热情、担当，他希望这种精神能传承下去，中国终将实现民主。
前解放军报记者、时任中共军官江林也亲临现场，讲述她6月4日见证的“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当天她冒着被打死的生命危险也没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我认为是军人的耻辱。”
盛雪：亲睹中共向人民发起战争 军人开枪 女孩头部脑浆和头发嵌在门上
六四见证者、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于1989年8月20日到达多伦多，她说，35年前的那一幕仍然历历在目。
“89年6月3号的晚饭之后，我从家里出来，是因为我的一个女同事告诉我，军队真的进城了。就在我们家楼下军人确实在列队往前走。从我们门口过的军人没有拿枪，而是拿着狼牙棒，铁钉是卷在这个棒子上的。我当时特别愤怒，很多民众去跟那些军人谈，说你们不要去广场镇压学生，最后还真的拦下了两个人，可是整个军队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回过头来去救这两个人。我家住的地方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斜对面，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这条街是过了装甲车，没有过坦克，到了3点半左右，听到天安门广场有枪声，噼哩啪啦的声音。看到有平板车拉着受伤的人从广场方向下来了，朝着北京医院那个方向。大家就说好像开枪了，一下子大家就散了。我和女同事就回家了。
我先生所在的地方是长安街的西单路口，他在那个路口看见了军人开枪，而且19岁的女孩张锦就死在我先生董欣的臂弯，女孩被那个子弹打穿了头。子弹最后打碎了我先生店的门，脑浆和头发还在门上面。我先生当时跟一个朋友，他在西单的那个路口开了个小店，他们把这个女孩抱进去，然后从后院出去送到了一个医院，但是孩子死了。1993年董欣回中国去送六四捐款的时，在丁子霖老师那看到了这个女孩照片。”
“我回到家之后还是想去天安门广场。我们两个人就溜出来往天门广场走，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家离天门广场就660米，我们就小跑奔着广场走路上我们见到了从广场下来的学生或者是还有一队穿白衣服的应该是医护人员，身上的血特别明显，还有一个人抱着一块砖，砖上是血。路上我就哭了，我就想这肯定是发生屠杀了。所以我就小跑到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外的路南。到了那就完全走不了。
因为军人全部都把那个部落搬去了，但是我们站的位置是可以看到广场，就从这个角度全部闪，我当时就想，这就是一场战争，一个政权对自己人民展开的一场战争。我那时候呢还有一个想法。那时候真的特别愤怒！出离的愤怒！
那时，很多老百姓就站在路南，长安大街路北就是坦克和十三号军人，当时老百姓就一直喊‘法西斯！法西斯！’有一个坦克就转过头开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全都哗的跑了。之后这个坦克他没有马路牙子，到了六圈之后他就回去。人们又非常快回来又聚集在一起，又开始喊‘法西斯！法西斯！你们什么人民子弟兵！你们就是法西斯！’
这个时候正面的一个军人就抄起枪来开枪，这一次根本来不及跑，我就扑倒在地上，之后听见一个人啪啪啪开枪，等到这个声音停了的那一刻，这一刻的感觉永远不可能忘记，那种又愤怒又恐惧又屈辱的交错的感情。当我抬起头来看对面军人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无知的、不知所谓的这么一张脸。
这个时候就说有两个人腿上中弹了，旁边好像来了一个平板车把这两人拉走。然后人就散了。
6月5号，我跟着先生去他们西单的店，因为我先生说，那位19岁女孩被枪打了，子弹先擦了一棵树，穿过了她的头，最后子弹打在他们商店的门上，把门打碎了。她的头发和脑浆还挂在那个门上。我就说我要去看。
我们沿路看到街上的坦克，高层建筑都有军人架着机关枪，在所有的路口，那种感觉完全是一个被占领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向自己的国家进行了一次入侵，对自己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屠杀。当时所有路口上面架着机关枪冲着大路。我们还遇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守卫军人换防从他们门口过，整排整排的坦克过。”她回忆道。
冯玉兰：大学生中枪亡 血洞达五寸宽
港加联创会会长冯玉兰35年前在北京任丹麦驻中国的政府贷款代表，亲自见证了六四屠杀。她回忆到，六四那天她跟朋友在建国门外堵坦克和沈阳来的军车，后来她随着坦克到南池子。“在我旁边就有个大学生中了枪伤，在我旁边倒下死了，那个血洞有五寸之宽。”
“我记得义务队那个司机非常勇敢，帮我们驾驶，王府井饭店经理特别给我们一部大的旅游车，把在北京的香港学生、记者、商人等等全部运到机场。我走的时候我问司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他说请你把真相传出去。这句话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忘记。而且不光是把这个真相要传出去，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种对共产党的仇恨化作一个有效的行动，去削弱它的合理性还有稳定性。要不然永远只是一个口号。
冯玉兰来到加拿大后一直担任港加联会长，过去几年，她一直跟世界各地的港人团体探讨如何加速削弱共产党政权的稳定性。
“我们必须要通过在世界各地在我们身处的国家推动“天下围共”这个战略思想。通过制裁、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等，曝光中共邪恶政权对外扩张的野心、干预渗透等。如有很多民族的团体通过联合行动，跟不同民主国家策略性的联盟，可以加速共产党的倒台。”
三年以来，30多个加拿大的组织联盟联合在一起，游说加拿大五个联邦政党，会见约150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还有各个政府部门的高官，游说加拿大五个联邦政党。目前已初见成效，该组织联盟于4月底在国会举行新闻会，赢得所有政党的支持，即在国会通过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并且要在2025年大选前实行。
冯玉兰呼吁，无论是大陆人、香港人，加拿大华人必须在国家的每一个领域发出强有力的制止中共渗透的声音。“我们不光要纪念六四，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行动起来，逐步的实现我们心中的民主中国，或光复香港。”
王军涛：中国人拥有战胜共产党的素质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做总结性发言时表示，今天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时刻，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么多国家发生了民主转型都成功了，但我们因为六四事件失败了。
王军涛回忆，虽然学生运动失败了，但后来流亡到西方国家的学生们获得的掌声和鲜花乃至歌颂超过了所有人，“那时候在西方，只要你说你来自天安门广场，那么从总统到议会，到新闻媒体都会给你最高的荣耀，让你坐到主席台上。”
从那时起，王军涛一直在想怎么把天安门广场赢回来，他说中国人完全具备胜利的素质。
“中国人具有的素质也是全世界那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能够获得胜利的素质。准确点说就是勇气、信念、责任、激情和道德高度。那一个历史时刻之所以能称为伟大时刻，是普通人都有了这些东西，这个历史才伟大，如果仅仅有一、两个人有，可能是最黑暗的时候。领袖只是浮在最上面的，真正能让那场事件成为伟大事件是底下大众都具有这个素质。那一刻实际上是属于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不仅仅属于在媒体或教科书上的少数几个领袖。”
他说，35年来，西方对于六四的记忆越来越淡，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主运动越要坚持下去。“30年前你诉说时候还有国会议员，20年前你诉说的时候有国会议员的助理，10年前你诉说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外国友人，今天你诉说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了。”
他对台下的中国民主党党员说，“我们得看到这一点，得承认这一点，1989年之所以伟大他是行动不是诉说的。你们到加拿大，没人骗你们来，没人逼你们来，你们是用脚投票。你到这来说的是中文、看的是中文、吃的是中餐，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加拿大的（民主）制度。
我愿意帮助你们，就像当年那些北方的美国人帮助南方黑奴逃亡一样。但是你们也得知道，自由是要你们自己争取的，要推翻暴政向加拿大人民证明，你配这份自由。”
民阵加拿大主席提议探讨新的抗争方式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不希望看到第二个35年六四纪念，提议大家转变思维、探讨新的抗争方式。
“如果要谈普遍的人类获得解放的一个方式，那一定是革命方式的一个转变。共产党他现在整个的专制统治之所以能够存续，是因为他有千军万马飞机大炮。现在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是不动手的，他靠的是军人，百万大军和武器，有一群人在镇压。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个模式转换，我不跟这些炮灰、打手对抗，我要跟你统治者直接对抗。这是一个模式转换。”
第二个模式转换，我不跟你搞团体赛，老百姓手无寸铁，背靠背一团散沙，你是千军万马而且有组织，你掌握了所有的资源。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对抗，我跟你搞个体赛，公民个人跟你统治者个人（对抗）。”他说。
多伦多民运会献花活动 王丹鼓励代代传唱《愿荣光》
2024年5月26日下午，多伦多民运会在约克大学举办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图为王丹、王军涛参加活动，多位民运领袖和各组织领袖献花。
当天下午，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在约克大学举办《幸彤在监狱》纪录片放映会后，约50人齐集向民主女神像献花，以纪念六四35周年。
被中共当局视为“六四幕后黑手”的王军涛曾坐牢13年，他表示，香港支联会副会长邹幸彤的故事让他深受感动。他在献花仪式前发言说，“不要忘记今天为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还在监狱待着的战友，我们在外面的坚守很难，但他们的更艰难痛苦，特别需要这种鼓励。我当年在监狱收到一张生日的贺卡，即使是简单几句保重，就特别感动。后来我知道是有人发起了寄生日贺卡的行动，只有这一张能够通过审查送到我的手上。”
在（监狱）里面需要我们在外面的人记住他们，中共想建立一个假象给在监狱里的人，就是你已经被遗忘了，你的牺牲毫无意义。
我在离开监狱后，还会常常将过去受苦受害的名字念一遍，也不在意没有人听着，我只在意那些在为理想奋斗的人，他们如果能够感到记挂，那就值了。他们在最黑暗的时代中，就是高照着未来的光，只要这个光还在，我们就有未来。”
公民会创会会长杨若晖表示，2019年他看到了香港年轻人在反送中运动中的勇敢，激励他第一次由线上反对者变成了线下行动者，虽然当时他很害怕。“但是对付恐惧的惟一方式就是去战胜它、去征服它。”
“我记得五年前，就在今天这个地方，我和我的香港战友们制造了一个悼念六四的花圈。有个小粉红过来把它一把火点燃了，烧黑了的痕迹已被淡化了。也许暴力、恐惧、还有镇压，可以短暂压抑让人吞咽，但是反抗和思想是无法被镇压的，烧掉10个花圈，我们就摆上100个；爆发一次64屠城，我们还有白纸革命，种种类类的、跨越全国的、在海外的、无数次的抗议、抗争。”他说。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鼓励大家传唱香港禁歌《愿荣光归香港》。“除了政治抗争，日常还有文化抗争。越软性的革命，像水一样，越不容易被刀剑暴力所斩断。通过文化，像香港的国歌《愿荣光归香港》，要一代一代唱下去，一代一代继续抵抗下去。”
喜欢这篇报道？
使用下面的功能，方便以后继续阅读和分享 MNewsTV
关于文章收藏
收藏不需要注册帐号，收藏信息仅保存在当前浏览器中。
删除收藏请进入「我的收藏」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