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北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影响明显却没有成为主流经济学

发表时间： 2026-09-26 15:56:28 人气：92 次

【中国观察2026年09月26日】

对于许多北美大学的学生来说，马克思似乎是一个很难绕开的人物。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还是文学、文化研究等课程，都可能看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或者“阶级”“资本”“意识形态”“异化”等概念。可是，如果进入经济学系，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仍然可能学习马克思，但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通常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主要理论框架。

这种反差其实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同一个马克思，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拥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在北美主流经济学中却没有成为主导理论？

首先要理解，马克思留下来的东西并不只有一套经济学理论。

如果只把马克思理解成《资本论》的作者，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既然现代经济学没有把劳动价值论作为核心理论，为什么大学还要反复讲马克思？

原因是马克思讨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商品价格和利润计算。他试图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阶级、财富、权力、制度和社会变化。对于研究社会结构的人来说，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

例如，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阶层？财富为什么会集中？企业为什么会不断扩大规模？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经济制度如何影响政治和社会？一个人的观念究竟有多少来自个人选择，又有多少受到社会环境影响？

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现代经济学不再采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消失。

因此，在社会学或者政治思想史课堂上研究马克思，并不意味着教授必须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正确。马克思完全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社会的方法被研究，就像亚当·斯密、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凯恩斯等思想家一样。

真正人文社会科学与经济学本来就有不同的学术传统。

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强调形式化模型、数学推导、统计方法和可检验的经验研究。从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出来的边际分析、供求理论、一般均衡、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分析语言。美国经济学史研究也显示，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美国经济学的重要主流，并最终成为现代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基础之一。

这套方法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存在明显差异。

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积累、生产关系、劳动和阶级结构；现代主流经济学更习惯把经济问题拆解成消费者、企业、市场、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等问题，然后利用数学模型和数据进行分析。

例如，一个企业为什么支付某种工资？

马克思主义传统可能首先讨论劳动、剩余价值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现代劳动经济学则可能研究劳动力供给、企业对劳动的需求、教育水平、生产率、市场竞争、最低工资、信息不完全以及谈判能力等因素。

两套方法甚至可能研究同一个现实问题，却使用完全不同的语言。

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马克思全部错误”。事实上，美国经济学会旗下《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仍然发表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2022年的一篇文章就专门讨论了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如何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尝试把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与其他经济理论结合起来。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北美经济学界更多属于异端或非主流传统，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基础框架。

美国经济学会2026年年会仍然安排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Marxian Economic Thought）专题会议，也有关于数字资本主义、人工智能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个持续存在的研究传统保留下来。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资料也直接将相关研究放在“异端经济学”的背景下讨论，并指出主流经济学在本科教材、研究生课程和专业期刊等方面拥有明显的制度性优势。

这就是第一层反差：马克思没有从大学消失，但他在不同学科里的位置完全不同。

第二层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特别适合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结构性问题”。

经济学经常问的是：价格为什么变化？工资为什么不同？消费者如何选择？企业如何定价？税收怎样影响劳动和投资？

社会科学还会继续追问：谁拥有资源？谁制定规则？哪些群体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一个社会为什么形成这样的阶层结构？法律、文化、教育和媒体怎样影响人的行为？

马克思提供了一套非常强烈的结构性解释。

在马克思的框架中，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并不仅仅由个人选择决定，还与他在生产体系中的位置、财产关系以及社会制度有关。这种思考方式对后来许多社会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即使一些学者不同意马克思的结论，他们仍然可能使用他提出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主流”可以同时成立，也可以同时不成立。

第三个原因，是1960年代以后北美大学发生的思想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和加拿大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大量新的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术方向发生联系，一些学者开始把资本、阶级、权力、文化和社会制度放到同一个分析框架里。

后来出现的各种批判性研究并不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把今天大学里的所有“批判理论”直接等同于马克思。

但马克思提供的某些概念确实成为这些学术传统的重要思想来源。

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出现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没有成为经济学系的主流，却有不少马克思主义概念进入了其他学科。

这有点像一个老牌工程师发明的某种工具，后来没有成为现代工程设计的核心工具，却被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拿去研究另外的问题。

因此，一个学生在文学系、社会学系或者政治学系反复遇到马克思，并不能据此推断经济学界已经接受《资本论》的全部理论。

反过来也一样。

主流经济学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核心理论，也不意味着马克思提出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经济学内部也存在大量争论。收入分配、垄断、劳动市场、资本集中、企业权力、不完全竞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今天依然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美国经济学会的文献也显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异端传统并没有完全退出现代经济学，而是在不同领域与主流理论发生交流、批评甚至相互借鉴。

真正需要警惕的反而是把大学课堂变成“思想信仰课堂”。

大学研究马克思没有问题，研究资本主义也没有问题，研究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凯恩斯主义或者奥地利学派同样没有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学生能不能区分“一个思想家提出了什么”和“这个思想是否已经被事实证明”。

比如学习《资本论》，应该知道马克思怎样解释价值、劳动和资本，也应该知道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没有把他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价格理论的基础；研究资本积累，也应该看看真实的财富、工资、生产率和企业数据；讨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应该同时研究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其他不同制度的实际历史，而不能只停留在理论文本。

一所大学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课堂上有没有马克思，而是学生有没有机会质疑马克思。

如果教授告诉学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存在某种问题”，这是知识教育；如果进一步要求学生研究马克思为什么这样认为，再比较支持和反对这一观点的证据，这是学术训练；如果学生因为提出反对意见就被认为“不正确”，那就已经从学术研究走向思想灌输。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北美大学存在这么久，恰恰说明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一个具体经济学理论的寿命。他提出的问题进入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化研究，而他的部分经济理论则留在经济学内部一个较小但仍然活跃的研究传统中。

所以，北美大学里“马克思很多”，和“北美经济学已经马克思主义化”，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

前一个现象确实存在，而且有很深的思想史原因；后一个判断则与北美主流经济学的实际学术结构并不相符。

真正成熟的大学教育，不应该告诉学生马克思一定正确，也不应该因为马克思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就禁止学生研究他。更重要的是把理论放回现实中检验：哪些判断被历史验证，哪些判断没有实现，哪些问题仍然值得研究，哪些解释已经被新的理论替代。

思想家的影响力和理论的正确率，从来不是同一个概念。一个理论可以影响世界几百年，同时其中某些具体命题仍然可能经不起数据检验。马克思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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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2026年10月22日讯】
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川普政府打击非公民非法投票的调查行动遭遇新的司法阻力。10月21日，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莉·马丁内斯-奥尔金（Araceli Martínez-Olguín）下令，限制国土安全部在加州、康涅狄格州、乔治亚州、密苏里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辛州开展特定选举相关现场调查。禁令暂缓生效至10月23日下午，以便联邦政府寻求上诉。

这场争议最值得追问的，不是政府有没有权力调查非法投票，而是法院究竟认定哪些具体调查措施可能违法，以及为了避免误伤合法公民，是否有必要把相关行动限制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假如执法人员确实采用了不可靠的数据，法院要求纠正调查程序有其法律依据；但如果政府仅仅因为调查对象存在身份核查疑点就被禁止采取合理的调查行动，司法审查也可能在实际效果上削弱选举执法。

法院究竟禁止了什么

首先必须厘清一个事实：这项裁决并没有宣布调查非公民非法投票本身违法。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10月22日的报道，马丁内斯-奥尔金限制的是涉及或可能涉及美国公民的选举相关现场行动和访谈。禁令还针对仅仅依据国土安全部选民匹配政策生成的有缺陷资料、却没有进一步调查核实便开展的相关行动。

法官援引《投票权法》第11(b)条。该条款禁止以恐吓、威胁或胁迫的方式干扰选民，以及协助选民投票或开展选民动员的人士。原告包括加州护士协会、全国护士联合会、Voto Latino基金会，以及旧金山市和圣克拉拉县。他们主张，联邦执法人员上门询问居民的移民身份和投票记录，已经使参与选民教育和投票动员的人士感到担忧，并影响他们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法官认为，原告提出的证据足以支持其关于调查方式可能违反相关法律的主张。她同时指出，政府使用的数据库可能错误地把美国公民列为非公民，而美国没有一套能够完整、准确确认所有居民当前公民身份的联邦数据库。

因此，这并非一项没有说明理由的禁令。法院提出了具体法律条款、数据准确性问题，以及执法行动可能对选民参与产生的影响。

但这还没有回答最关键的问题：这些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对九个州的相关现场调查采取如此广泛的限制？这正是应该继续审查的司法边界。

从数据错误到限制执法，中间需要什么证据

政府使用数据库调查涉嫌非法投票，并不意味着每一条匹配记录都准确。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可能仍然留有旧的非公民身份记录，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的差异也可能造成错误匹配。将这些线索直接当作违法证据，显然不够严谨。

但是，数据库存在错误与整个调查行动违法，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如果一名调查对象的资料存在疑点，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核实身份、检查正式记录和调查具体投票行为来确认事实。如果发现当事人已经入籍，就应当排除错误怀疑；如果掌握可靠证据表明有人违反选举法，则应当依法继续调查。

真正需要审查的是，联邦政府是否在明知数据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仍然把未经核实的名单当作执法对象，以及现场调查是否具有恐吓、威胁或阻碍合法选民参与投票的实际效果。

如果法院掌握了证据，证明政府的调查方法正在造成法律所禁止的干扰，那么限制这些具体行为具有合理的法律基础。反过来，如果法院仅凭数据可能出错，就推定所有相关调查都会违法，那么裁决的范围就可能超出防止侵权所必需的程度。

因此，判断司法干预是否过度，不能只看禁令影响了多少州，而要看每一项限制与法院认定的违法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充分联系。

不能让法律变成“莫须有”，也不能让执法免于审查

中国历史上的岳飞案之所以成为冤案的象征，在于罪名缺乏充分、可靠的事实依据，却被权力用于打击特定对象。将这一历史教训用于分析美国司法案件，关键不是把法官直接比作陷害忠良的人，而是追问：任何掌握权力的机构，是否提出了能够经受检验的事实与法律依据？

这一标准既适用于行政部门，也适用于法院。

川普政府不能只凭打击非法投票的正当目标，就要求所有调查手段获得无条件认可。调查对象是否具有公民身份、数据库是否准确、执法人员采取了什么行动，都需要证据支持。

同样，法院也不能仅仅因为政府的调查可能产生错误，就不加区分地限制所有相关执法。司法禁令应当明确指出受到限制的行为、适用条件、法律依据及其范围。若政府能够证明某些调查经过独立身份核验，且没有涉及法官所认定的违法风险，那么这些调查是否仍然受到禁令约束，就应当根据裁决文本作出判断。

从目前公开的裁决报道看，马丁内斯-奥尔金并未禁止所有非法投票调查，而是对涉及或可能涉及美国公民的特定现场行动，以及仅依据有缺陷数据开展的相关调查作出限制。因此，不能把本案直接说成法院凭空捏造罪名，也不能因为法院引用了法律条文，就认定禁令的范围必然恰当。

法官的政治背景值得关注，但不能代替法律分析

马丁内斯-奥尔金由拜登总统提名，并于2023年经参议院确认。她不是奥巴马任命的法官。她的职业经历和法律理念可以成为了解其司法立场的背景，却不能单独证明她此次裁决是出于党派动机。

美国联邦司法系统确实受到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确认程序的影响，不同政府任命的法官也可能对行政权、个人权利及联邦权限采取不同解释。川普政府与部分联邦法院之间的冲突，因而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

然而，要证明所谓“左派司法反扑”，还必须进一步检验裁决的法律论证、禁令范围、对政府证据的处理，以及上诉法院是否认可其结论。单凭裁决结果不利于川普政府，不能直接推定法官是在故意保护非法投票者。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任何一方把法律程序变成政治工具：行政部门不能以选举诚信为名，任意调查合法公民；司法部门也不能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名，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必要地阻断合法执法。

上诉程序应当回答什么

这项裁决是初步禁令，并非案件全部争议已经经过最终审判。联邦政府可以提出上诉，要求更高层级法院审查法官对法律条文、证据和禁令范围的理解是否正确。

上诉审查尤其应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政府使用的资料是否存在足以影响调查合法性的重大缺陷；第二，原告是否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相关行动可能违反《投票权法》；第三，即使部分调查措施存在问题，对九个州相关现场行动的限制是否与已经证明的风险相称。

如果法院认定政府的调查方法确实存在违法风险，却认为禁令过于宽泛，就可以要求缩小限制范围，而不是在全面放任和全面禁止之间二选一。政府也可以通过改进数据核查、明确调查标准和加强身份复核，争取恢复合法调查的空间。

美国选举制度既需要防止非公民非法投票，也需要确保合法公民不会因为行政错误而受到不当调查。两项责任并不矛盾。真正的法治，不是让行政部门不受限制，也不是让法院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力，而是要求每一项强制措施都能说明依据，每一项司法禁令都能解释边界。

这场案件最终要检验的，正是这一原则能否得到贯彻：如果政府的调查确实违法，就应当明确指出违法之处并依法纠正；如果某些调查措施合法，法院也不应仅凭笼统的风险判断将其一并阻断。只有把事实、法律和限制范围逐一说清楚，才能避免选举诚信成为政治口号，也避免保护公民权利沦为不受审查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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