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9月17日讯】一个中国人能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本来应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9月15日起正式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把这个看似个人化的问题进一步纳入国家安全、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的管理框架。新规明确，中国公民因非法出入境受到行政拘留后，可以被限制出境6个月至3年；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并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回国后也可能被限制再次出境；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规定，被认为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商务等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

单看法律条文，中共政府可以把这些措施解释成维护国家安全、打击违法犯罪和保护技术产业，但真正需要中国普通民众思考的，是行政权力究竟可以延伸到什么程度。新规第六条规定，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原则上应当被告知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但如果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刑事案件侦查，可以不告知当事人。换句话说，当“国家安全”成为例外理由时，一个人的知情权和提前获知自己能否离境的权利，都可能被行政机关压缩。

这项制度并非突然出现。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数据库统计发现，涉及“限制出境”的记录从2016年的89起增加到2025年的188,760起；在民事判决中，涉及限制出境的比例也从2019年的约0.23%升至2025年的7.3%。保护卫士同时指出，由于中国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程度近年来下降，这些数字很可能低估实际规模。这里必须说明，188,760是数据库中提及限制出境的裁判记录，并不等于188,760名不同的人被禁止出境，但它依然清楚显示出这种权力工具的使用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违法者可以被限制出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限制出境逐渐进入越来越广泛的行政、经济和技术领域。中国过去已经存在公务员、国企员工以及部分敏感行业人员交存护照、出国需要单位审批等做法，近年来这种管理又逐渐延伸到更多与国家体系存在关系的人群。有关报道援引受访者说法指出，一些人甚至是在办理证件或者准备离境时才发现自己受到限制。

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共治理方式的一个变化：人的移动自由越来越被放在“国家安全”这个巨大框架下面解释。过去，一个人出国主要是护照、签证和边检的问题；现在，经济活动、技术交易、海外行为、个人背景乃至所前往的国家，都可能进入行政机关的判断范围。新规第二条甚至允许有关部门针对被列为高风险的国家或者地区，对准备前往的中国公民进行劝阻，在最高风险情况下可以采取必要的劝阻措施。

对于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容易被宏大叙事掩盖的现实问题：普通人缺少与行政权力对等的议价能力。一个拥有律师团队、企业资源和政府关系的大型企业，可以为一次出境限制寻找法律渠道；一个普通工人、小商户、基层企业员工或者农村家庭，一旦在边检环节被告知不能出境，往往很难迅速弄清楚究竟是谁作出的决定、依据什么条款、限制多久，以及怎样申诉。法律文本写着救济途径，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普通人就一定拥有足够的资源去有效使用这些途径。

而新规把“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纳入限制出境范围，也显示出国家安全概念正在与经济活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对于掌握重要技术、参与出口管制业务或者从事跨境交易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个人职业活动与国家战略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制造等行业本身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一旦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的解释空间，企业员工、工程师、创业者甚至投资人都可能更加谨慎地处理与海外的关系。

这种制度最终产生的影响，并不只是机场边检处多了一道门槛，还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行为方式。当人们无法确定什么行为会触发行政审查时，最常见的反应往往不是公开挑战规则，而是主动减少可能引起麻烦的行为。久而久之，企业会减少跨境活动，专业人士会降低国际交流，普通人也可能在出国、发言、工作和资产安排等问题上提前自我审查。对于一个依赖全球贸易、海外投资和国际人才交流的经济体来说，这种无形成本同样需要计算。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政府需要不断扩大对公民出境的控制范围。中共官方给出的理由主要围绕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产业安全和社会秩序，但一个成熟的法治体系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国家安全权力受到明确边界约束，而不是让“安全”成为可以覆盖越来越多个人行为的万能理由。没有透明标准，没有充分通知，没有独立有效的监督，任何扩大行政裁量权的制度都可能在执行过程中产生超出立法原意的结果。

对于中国人来说，护照从来不只是一本旅行证件，它在现实生活中代表着一个人能否求学、工作、经商、探亲以及在困难时期寻找另一种生活选择的可能性。当这种自由越来越依赖行政系统的判断，普通人的选择空间也就随之缩小。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和财富缩水已经让许多家庭承受巨大压力，如果连离开、观察和选择未来的空间也受到越来越多限制，那么国家安全的宏大叙事最终落到普通人身上，便会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一个人究竟还能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下一步人生。

这场制度变化真正需要中国社会持续追问的，并不是政府有没有理由强调安全，而是政府在强调安全的时候，是否仍然愿意接受公开规则、程序正义和权力监督的约束。因为没有边界的权力，今天可以限制一个人的出境，明天也可能把同样的逻辑延伸到工作、资产、信息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对于数以亿计普通中国人来说，能够自由地生活、工作、迁徙和选择自己的未来，本身就是最具体、最现实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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