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2年01月07日讯】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暴虐狂潮，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
“文革”中，一群中学生们“停课闹革命”，他们打死同学（“黑五类”）、打死老师，破坏传统，破坏文物，挖人坟墓……如此疯狂的、颠覆的、愚蠢的破坏性举动，人性之恶不断地被激发和利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无产阶级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破四旧”被称为毛泽东发明的“文化专政”，即“文化领域的专政”，以反对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换言之，“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画家”、“文物”都是“牛鬼蛇神”。丁抒在《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中论述：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红卫兵是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就是破“四旧”。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打同学打老师据王友琴《文革中的暴力迫害研究》，1966年8月4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在1966年夏天，“狗崽子”的意思非常明确，即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词未曾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但实际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谈话中。
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其中10人出身于“有问题”的家庭，属于“狗崽子”；有10人来自“革命家庭”，大多为高级干部的孩子，是“红卫兵”成员；另外20多人的家庭属于“不红不黑”，当时填在表格上属于“职员”之类。开斗争会的时候，10名“红卫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这10个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有人动手打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并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混蛋”一词，来自当时贴得到处都是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初二的学生15岁。其中一位挨斗者后来说，这个斗争会对她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一天以后，生活对她来说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同一天里，不仅仅是她的班，这所学校的其他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会。
就在同一天，该校的老师也遭到了暴力“斗争”。这所学校的另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打伤后回到家中，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个教员，不过像打死一条狗。”她有预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能不到学校去。结果，8月5日下午，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打斗了5个校级领导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三位副校长（当时正校长缺）和两位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他们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被带钉子的木棒打、被开水烫、被迫用手抠厕所的脏东西、被罚挑重担子……。这所学校当时有1600多个学生，虽然参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数已经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卞仲耘老师带着满身伤痕死在学校操场边的学生宿舍楼门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伤。
尽管卞仲耘老师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直接报告到高层领导人那里，但是未见他们派人或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力杀害。相反，随着文革领导人物及报纸广播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美，暴力迫害继续扩散升级。
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暴力杀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后，北京又有一批老师被学生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死者总数至今不详。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甚至被打死。王友琴指出，制造、纵容、默认这些无辜者的死亡，是社会道义和良心的大丧失。按照北京市的统计，在1966年8、9两个月中，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实际数据可能远大于此。而且这种“革命”运动漫延全国，是一个允许用群众暴力来处死人的黑暗时期的开始。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
砸佛像涂壁画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无不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惨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洗劫。
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
一千万户被抄家焚烧书画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革命”从头革到脚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只得忍痛割爱。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
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𨱍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俱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
掘墓狂潮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破坏文物触目惊心据统计，“文革”中“破四旧”，被破坏的著名建筑物：
1、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2、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3、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
4、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塚挂上了大喇叭。
5、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6、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7、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物与骨骇示众后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
8、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9、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10、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11、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
12、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
13、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4．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5、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16、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17、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8、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9、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20、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分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21、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2、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23、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土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4、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25、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再植新株。
26、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7、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8、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29、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30、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31、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32、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33、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4、张之洞坟刨开。张之洞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35、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36、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7、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8、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9、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40、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行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行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41、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42、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塚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43、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于大后方扩展势力，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4、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5、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6、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像、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7、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8、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9、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50、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
51、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52、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53、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54、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也受到了破坏，一段时间还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正如《九评》所指出的，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
历史已经明证：“破四旧”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面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其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庆典和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至今无法恢复，对国人精神面貌和民族信仰的摧残更是延续的几代人的时间，至今都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和波及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