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说到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是文革死人的第一波高峰，而1967至1968年的“武斗”则是文革死人的第二波高峰。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1967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1968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
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13人，武斗中触电死亡1人，打死无辜群众3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34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3300余间，死亡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200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役官兵12个整连外带4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斗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8千多人成残废。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191人。
有的地方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1967年8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100余人。
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伙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分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分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13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人死于‘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4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3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着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30万至5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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