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1年12月08日讯】古今中外，但凡处决犯人，火刑未收过柴火费，电刑未收过电费，毒杀未收过药费或气费，斩首、绞刑也没听说过有刀具或绳索费——中共党文化孕育的怪胎层出不穷，子弹费横空出世，为泯灭人性的党文化增添了厚重的一笔。遨游太空的21世纪，中共还在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摧残人性，后世的人们一定会叹为观止。
杀头不过头点地，这话说得撇脱，死到临头，吃铁吐火的江洋大盗尚且希望“给爷来个痛快点的”，何况其余？黑狱遍地，刽子手自有生财有道，清人方苞《狱中杂记》所载甚详：“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
总之，想要瞬间呜呼哀哉，减少受刑时的痛苦，死囚或其家属就得乖乖地“顺我”，向刽子手行贿，他才好把活儿做得利落些。但这只是潜规则，见不得光。遭遇虐杀，连行贿的机会和可能都没有，无疑更为可怕。中共内部大清洗之血腥，骇人听闻，原中共东北三师七旅作战科长陈世勋（1909～1998）回忆：“1937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300多人。哪来那么多‘托派’呀！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1］
中共建政之后，处决犯人已无须节约子弹，转而开始公开收取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子弹费。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要凌辱、折磨犯人的家属，侮辱、贬低你的人格。伤口上撒盐算什么，来几把辣椒面才能触及你的灵魂，知道党国的厉害，进而感谢党为民除害！独裁暴政就是如此变态和蛮横。
1957年，20岁的刘文辉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时被打成右派，1962年被指控犯有“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押回上海“监督改造”。1966年9月28日，刘文辉写下《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2］
刘文辉和弟弟刘文忠复写了14份《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匿名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大学。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以反革命罪在上海被枪决，刽子手当天即向家属强行索取4角钱的“子弹费”。［3］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死刑判决书，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拿了5分钱“子弹费”给刽子手，林母当场晕倒，而林父在此之前得知林昭被捕时就已自杀。［4］
1970年12月10日，“一打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举行公判大会，26岁的李立荣与他60岁的母亲林舜英（一个心地宽厚、谨小慎微的妇道人家）一同被判处死刑，绑赴凤凰西街执行枪决。李立荣尚未成年的两个妹妹孤苦无依，当局未向她们收取子弹费。［5］
因为一篇《出身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枪毙，当天，其父母接到当局叫他们去收尸的通知，并“公事公办”地要他们缴纳1角3分钱的“子弹费”。［6］
遇罗克的子弹费，另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版本：遇罗克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的人犯中将遇罗克挑出，塞进一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近十年后才得知，一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政治犯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已抵了子弹费。［7］
1969年8月，35岁的张志新被捕，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一年后投入沈阳监狱，遭到狱警的多次轮奸，狱警还组织刑事犯在厕所里集体轮奸张志新。长期虐待之下，精神失常的张志新经常赤裸著身子窝在只能坐立的小号里，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随地大小便。1975年4月4日上午，张志新被几个大汉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之后才被枪决。第一个“享受”割喉“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张志新是第三十多例。［8］而张志新的家属付给刽子手1角钱的子弹费，［9］再次表明该项费用的收取无一定之规，全按各地的土政策执行。
进入21世纪，中共除了反人类反人性这一点没变，子弹费也在与时俱进：2004年震惊海内外的汉源暴动，18岁的陈滔因涉嫌打死武警被捕，2006年11月28日被秘密处决；犍为县警方通知陈永忠，拿50元钱子弹费去领儿子陈滔的骨灰。［10］
自中共蚁聚，到夺权成功，到今天妄称的“盛世”，子弹费也经历了零费用（为节省子弹而采用刀刺棒打等）、五分（如林昭）、一角（如张志新）、五十（如陈滔）等一系列变化。八十多年来中共殚心竭虑反复调整的竟然只是行刑的成本（谁说中共改革开放之后才变成经济动物？），而根本看不出人权因素的增益。
见微知著，子弹费作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斗争哲学的一角，凸显了极权专制仇视人性人权、践踏人的尊严的狰狞面目。总有一天，子弹费将成为解读中国这段黑暗历史的重要关键词。
注释：
［1］张正隆《雪白血红･第11章》，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89年8月。（中共湖西“肃托”事件发生时间为1939年8月–剑中注）
［2］［3］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11月；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与他的同案犯･恐怖的记忆》。
［4］胡杰2005年版《寻找林昭的灵魂》。
［5］方子奋《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6］张育仁《他在自由的风中永生–纪念自由主义烈士遇罗克殉难三十三周年》，五柳村，2003年10月10日。
［7］丁抒《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华夏文摘增刊，2003年6月10日。
［8］《张志新在1975淹没在文革中的呐喊》，凤凰卫视，2005年9月4日；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
［9］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