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共政权面临经济、社会、政治三大领域的困境。图为示意图。 (Photo by Feng Li/Getty Images)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xx月xx日讯 近日视频播主公子沈采访德国智库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Mareike Ohlberg时，提及中共‘大外宣’的深层动因。该学者指出中共认为毛泽东终结了中国‘挨打’困境，邓小平解决了‘挨饿’问题，习近平则致力于消除‘挨骂’现象。对此，唐付民运用《多因逻辑学》原理展开另类分析。
关于毛泽东解决‘挨打’问题，唐付民指出该论断存在双重因素。其一，二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多数国家实现独立，‘不挨打’成为国际趋势，非毛泽东个人功绩。其二，毛泽东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中国民众，并借助西方研发的‘原子弹’对抗民主阵营。这种战略选择实质上是阻止中国及朝鲜人民享受民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文明成果。
针对邓小平解决‘挨饿’问题的论述，唐付民认为该结论同样涉及双重逻辑。一方面，二战后推行民主自由与私有经济的国家如港台日韩等地区迅速实现经济复苏，自然避免贫困。毛泽东时期因选择共产经济与封闭国门导致经济停滞，邓小平的改革只是修正了这一错误路线，使中国部分接入先进文明轨道。
关于习近平解决‘挨骂’现象的分析，唐付民指出该命题包含两重维度。毛泽东时期中西方对立导致中国同时面临贫穷与专制的双重指责，邓小平推动自由经济使中国快速致富获得赞誉，但‘六四事件’则持续承受民主社会的批评。习近平推行的国有经济扩张与中央集权政策，不仅面临‘挨骂’更可能招致‘挨打’风险，如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即印证这一趋势。
唐付民认为，中国避免‘挨打’需依赖全球文明进步，非毛泽东个人贡献；解决‘挨饿’需依靠自由经济与开放国门，非邓小平个人功绩；消除‘挨骂’则需建立民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文明制度，而非依赖习近平的政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