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政治、政府和社会体系的崩溃已初现端倪。
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由改良后的中共统治的中国；没有中共的中国；或者因军阀割据而出现“多个小国”。
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现实：共产中国在部分领域不断取得巨大的技术进步。
沙俄在1917年崩溃时，当时的社会也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部分民众生活困苦、心怀不满，另一方面在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俄罗斯帝国政府最终垮台的催化剂，而不是后来所描绘的“革命”。
崩溃常常体现出既矛盾又共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显着增长与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则是某些社会阶层的失望以及政府体制令人窒息的僵化。崩溃多发生在希望高涨、却最终落空或进展迟缓之时。
最终的导火索既可能是大事件，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到9月下旬，在中南海那四平八稳而神秘莫测的建筑背后，这座毗邻北京故宫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在难以捉摸的高层官员之间，一场至关重要、暗中充满暴力的权力斗争悄然上演。针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各种挑战被精心设计，表明权力斗争中各方的恐惧。每一方都深知，这是个人生存与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乃至中共军队生存之间的平衡。
在体制内精英阶层及党政官员家人中，接连有人死亡或失踪。最新引发关注的事件是9月11日，年轻演员于朦胧据称在北京被谋杀。有传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策划了这起事件，他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习近平的幕僚长。前所未有的掩盖行动进一步激化了权力斗争，同时也引发了街头民众的愤怒。
在权力内斗逐渐升级的背景下，诸多事件会成为导火索，但这次事件与街头抗议相关联，是否成为最终或接近终结的转折点？
在街头，另一场生死之争正在进行，失业、幻灭和愤怒引发了抗议和骚乱，这在中国大陆每天都在无情地发生。再也无法向公众隐瞒平民的死亡：“失踪”已达到统计上的显着水平。
军队已经开始采取大胆行动，支持或反对党内的关键派系，包括在北京周边城市展示武力。短期内的问题不在于军队能否镇压民众（虽然它可以），而在于各种军事和安全机构或派系之间是否会相互厮杀。
因此，这已成为争夺党内领导权的关键时刻，也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包括其人口和领土——其结果必然导致习近平被彻底罢免。在过去一年中，他逐渐被孤立，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全球的中国观察者终于意识到这一趋势，但局势尚未尘埃落定。预计到10月，习近平的垮台或被羞辱将尘埃落定，但仍存在疑问：中共是否能在此之后长久存在？早在2007年就已显现出崩溃的迹象，可能在2025年发生。
然而，到了9月底，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四中全会）计划于10月举行之前，习近平及其剩余的忠诚派试图自保，如果他们能争取到军方的支持，结果可能会变得血腥，甚至危及中共的最终命运。
国家崩溃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从不显得理性，且伴随着漫长而痛苦的渐进式衰败历程，直到最后的崩塌似乎从黑暗中突然出现。它最终会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发生，无论是革命的爆发、领导层的垮台，还是外部或内部军事行动的突发。
回顾1990至1991年间苏联的解体，其发展轨迹已显露出系统性瓦解的所有征兆——而这些迹象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中国的政治变动中也有所体现。如同1917年俄罗斯“革命”之前一般，苏联解体发生在大清洗的严苛文化放松之际，而经济改革与透明化政策使苏联民众充满乐观情绪。
同样，18世纪末（1789—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包括拿破仑在1799年发动的雾月政变，导致了1804年5月18日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建立，伟大的变革伴随着深刻的矛盾，引发了派系内斗和街头抗议。
如今，作为北京权力核心的张又侠将军，是否会成为新时代的拿破仑？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共政权的终结会比过去几百年来政府的大崩溃（包括伊朗“革命”）更混乱。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事件很少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往往是由于政府未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而陷入瘫痪和崩溃的结果。
在中国，习近平治理体系的崩溃可能会如党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向新一代（实际上可能是伪共产主义）领导人平稳过渡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比1990—1991年苏联向俄罗斯过渡时期更为和平的权力交接。然而，这种预期不能得到保证。与苏联不同，习近平在治理后期，中国出现无家可归和失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难以遏制。
世界各国政府和贸易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么忽视中国或中共治理内部变革过程的演变，要么将其合理化。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共治理崩溃和经济崩溃的应对准备不足。这意味着经济规划和国家安全威胁评估，在涉及中国时已变得过时，未能充分考虑长期情景。这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混乱、在动荡中不可预测的中国行动，以及对“后中国”时代的影响。
就9月下旬的情况来看，情势发展似乎已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将军做好准备，确保其在习近平进行权力交接中发挥关键作用。有人指出，中共军队内部存在潜在的不满和分歧，可能会扰乱平稳的权力交接。
在此背景下，如果事态升级，台湾成为潜在的军事冲突目标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尽管如此，即使动用中共军队全部兵力，发起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仍面临巨大挑战。这不仅会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也会对台湾及西方国家的半导体产业造成巨大破坏。
反习派试图恢复中国大陆经济的稳定，他们认同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务实主义”，然而，如果未能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由市场驱动而非产出驱动，务实态度不足以促进大陆社会的快速重建。
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认为，经济成功取决于工业产能和产出，该政策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引发了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倒闭，以及在全球市场上的对抗，中国以低于商业合理价格倾销商品，增加了各国的压力。
北京当局显然没有讨论建立稳定市场经济的计划，这表明中国经济若要在中期（例如未来十年）实现复苏，其进程将会断断续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国内的动荡局势可能会（而且肯定会）加剧，同时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中国人口外流。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所说的话——“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常被解读为这位法国君主的虚无主义和冷漠之言，表明他对自己死后国家的命运毫不关心。然而这句话若由习近平说出，意思却截然不同：我死之后，洪水泛滥吧；在我之后，天下大乱。路易十五和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垮台的始作俑者，但若认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毫不在意，这种想法是不明智的。
他们都坚信自己的方式。如今我们在中共各派系为维持或夺取权力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现实中，清晰地见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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