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3月26日讯】1968年1月，北京钓鱼台。会议室里，空气凝固如冰。
江青脸色铁青，当着戚本禹和姚文元的面，把一封万字长信往桌上一摔，怒吼：“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
31岁的秘书阎长贵腿软了，结巴着：“我怕她和您有关系……”
江青冷笑：“无知！无知就要犯罪！”
几天后，阎长贵被持枪战士押到秦城监狱。
从江青的秘书到单人牢房，只因为一句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真相》！
一切要从一年前说起……
成为江青的秘书阎长贵1937年出生，山东聊城人，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1966年6月，文革爆发，他被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工作。
文革之前，江青在中共内部或者政府里没有实际职务，和毛泽东公用一个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文革开始后，江青被毛泽东指派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她收到的信件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甚至一、二千封。于是成立了帮助江青处理信件的办信组，由阎长贵负责，归戚本禹领导。
1966年的冬天，戚本禹告诉阎长贵，江青需要一名秘书，他向江青推荐了阎长贵。
就这样，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成了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
江青的考验给江青当秘书，可不是一件轻松事！
起初，阎长贵每天收发文件、分类挑选，却不能直接递给江青，只能通过警卫员中转。更奇怪的是，以前江青还会跟他聊天握手，现在却像没看见他一样，冷若冰霜。
阎长贵摸不着头脑，偷偷问警卫员，才知道：这是江青在“试用”他、在考验他的忠诚！原来，当时有句顺口溜：“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江青担心他“化掉”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阎长贵咬牙坚持，一个月后，终于过关。江青点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完全‘化掉’。”但他的老师、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却私下警告：“你政治上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当秘书。”
谁知，这句话竟一语成谶。
江青的死命令
通过考验后，江青对阎长贵下了死命令：“做我秘书，就要绝对保密！该知道的，我告诉你；不该知道的，连问都别问！”
每天，阎长贵处理的 ——几十份、上百份，摞起来半尺高，字数十几万！他得分三类：必须看、参考看、浏览看。早上江青起床前，他就备好卷宗，夹上小纸条，写明日期和日程。
江青办的公室、卧室、餐厅，到处装着电铃：响一下叫秘书，响两下叫护士，三下叫警卫。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觉了，阎长贵一刻不能离开，没休息日——铃响了，你不在，就得挨批！
尽管阎长贵尽心尽力地工作，还是惹来了大祸。
惹祸的一封信1967年底或1968年初，阎长贵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的长信——足有上万字！
写信人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她自述从艺经历，说自己也曾叫“江青”，1949后改名，有些存款想上交党费，还说她在文革中受了冲击。她把江青赞扬了一番，最后求江青帮忙说句话，减轻压力。
阎长贵忙中偷闲，断断续续看完，以为这个演员和江青有什么渊源，就附了张小纸条，把信送上去了。
第二天，江青在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脸色铁青，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为什么把这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
阎长贵吓傻了，结结巴巴：“我怕她和您有关系……”江青气急败坏：“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
离任审查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阎长贵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仍然照常工作。可是从那天起，江青态度大变，一周不叫他、不让他送文件。
正巧这时他的搭档杨银禄从老家奔丧回来。1月9日，正好是阎长贵当秘书一周年，江青没好气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马上把文件移交给杨银禄！”阎长贵灰溜溜走了，当天就把所有文件清点完毕。
晚上八九点，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中央办主任汪东兴找他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的，还是回办信组吧。”汪东兴说：“不忙，先走例行程序。”
阎长贵以为没事，收拾东西跟着去了中央警卫连，准备“走例行程序”。汪东兴还安慰：“你档案我看过，没问题，是我挑的你。”
谁知，这“例行程序”就是被警卫连看管，开始离任审查！
被押解到秦城监狱1967年1月23日晚，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阎长贵谈话。
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是党内第四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杨成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这阵势表明：阎长贵的问题大了。
谢富治说：“江青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阎长贵连连点头。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心里一凉。
陈伯达要求阎长贵按照他的口授，给阎的妻子写一封信，说他要去出差，把文件忘在家里，会派人来去，还让妻子按照安排搬到某个地方。
当时，阎长贵的妻子从山东农村到北京来治病，住在一个临时的住所。
陈伯达让阎长贵写那封信的目的是要对他们的临时住所进行抄家。
被囚禁七年半第二天深夜，阎长贵被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上吉普，直奔秦城监狱。他被关进一间只有六七平米的单身牢房，从此，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个代号：6820。在这里，他一待，竟是七年半。
很多年后，阎长贵回忆在秦城的经历说，皮肉之苦没怎么受过，他只被罚站一个上午，但是精神折磨足以让人崩溃。
他说：“在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离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单身牢房是对人最致命最残酷的折磨；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会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恶性循环，难受死了。”
他说：“列宁在沙皇的监狱里能写书；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里也能写书……而我被关起来，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地坐着。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
后来，他开始反复背诵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写顺口溜。他前前后后做了1万2千多字的顺口溜。
他说，他在秦城最渴望的事是，希望有人提审。为什么？因为这样他就有机会跟人说话。但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整个七年半，他总共被提审过两三次，也没有问什么特别的问题。
流放湖南五年阎长贵被抓进秦城监狱，出乎他的意料。从秦城监狱获释，也出乎他的意料。
1975年5月，专案组来到秦城，突然对他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阎长贵喜出望外。他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离开秦城，“哪怕让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里好”。
阎长贵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因为这七年半，他对家里情况一无所知，家里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信发出后的第十天，他接到儿子的来信。接着，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子陆续来到农场，老少三代，泪眼相对。家里人看到他还活着，都挺高兴。短暂团聚后，他的父母回山东老家，妻儿则留下来，跟他一起在农场安家落户。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了人。对他的问题做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他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领导；二是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
专案组的人要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认为这两条都不是事实，拒绝签字。这时，专案组的人搬出江青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
阎长贵知道辩解无用，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只好违心地签了字。
阎长贵的问题有了结论，农场就把他安排到农科所学校教书去了。后来，他还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文革结束。1978年，阎长贵被调到农场的宣传部，还在农场领导支持下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到底为什么蒙冤？江青为什么因为阎长贵送错的一封信发那么大的火呢？
因为当时文革的政治风向发生了重大变化。1967年夏，毛发动的文革在军队系统引发一系列强烈反弹。毛不能失去军队的支持，于是，决定抛出三个替罪羊——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三个人都是毛发动文革时倚重的笔杆子，是“政治打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毛突然决定牺牲这三个人。江青为了脱开与他们的干系，也在身边找替罪羊，而阎长贵是戚本禹推荐给她做秘书的，所以阎长贵就成了戚本禹“安排”到她身边的“坐探”。
而被无辜冤枉坐牢七年多的阎长贵在1980年回到北京，回到了他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此时的《红旗》杂志已经改名《求是》了。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
观众朋友，您怎样看待阎长贵的一生？他31岁到43岁最好的年华全部都因为中共领导人的一句话而浪费在监狱和农场里。您认为这是个别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还是中共的制度造成的？欢迎给我们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分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