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5月07日讯】今日焦点：他的一生，用四个字概括——仁、忍、韧、任。遭中共19年迫害，相声泰斗马三立说“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他的一辈子，把苦留给自己，把笑留给世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在天津相声圈，有一句老话，叫“无人不宗马”。意思是，只要你说相声，就绕不开一个姓马的人的影响。
这个人，中分头，招风耳，小眯眼，瘦瘦的，走在街上，你甚至认不出来。但他一张嘴，半个世纪的中国人都在笑。他，就是一代相声宗师马三立。
很多人记得他的相声《说瞎话》、《夸住宅》、《吃元宵》，一句一句，都是包袱。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让全国观众哈哈大笑的老人，曾经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被关过牛棚，被下放到农村，差点跳楼，整整十九年，几乎没资格说相声。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声大师马三立的一生。
早年困苦
马三立，祖籍甘肃永昌县，是回族人，1914年出生在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他的父亲马德禄，是相声界有名的“八德”之一。所谓“相声八德”，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活跃于京津一带的八位相声大师。
马德禄不光相声说得好，人也厚道。当时春长龙和恩培，都是他的师父。恩培尤其器重马德禄，还把女儿恩萃卿许配给了他。恩萃卿也是位艺人，曾经学唱京韵大鼓。婚后，俩人生了两个儿子：马桂元和马桂福，这个马桂福，就是后来的马三立。
之所以改名叫“三立”，是因为马德禄对他寄予厚望。《左传》里有句话：“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马德禄就从中取出“三立”这两个字，给儿子桂福改名马三立，希望他长大成人以后能有此三立。
马三立的命很苦，母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父亲为了料理后事，卖掉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之后，父亲把三岁的马三立寄养在二叔二婶家，自己带着大儿子，住在书场后台讨生活。
马德禄每天忙着赶场说相声，很难跟马三立见上一面。那时候，小马三立偶尔见到父亲，都不知道他是谁。
几年后，马德禄渐渐名气大了，赚的钱也多起来了。但马三立15岁时，马德禄收入又减少，无法继续供他读书。马三立不得不弃学从艺，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为师。
而此前，哥哥马桂元也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进入相声圈。
马三立研究者李玉霄在文章《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坎坷一生》中披露，马三立学艺的过程很苦。他虽然拜的师父是周德山，但真正教他的，是父亲和哥哥。因为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的）尺寸准、包袱准，最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脾气烈，规矩严，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有一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马三立跑去报了名，想当警察。最终，还是那股“要出人头地”的念头，把他推回了相声这条路。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这，也成了他一生的从艺标准。
1934年，20岁的马三立，娶了出身贫寒的甄惠敏为妻。可刚成家，厄运就接连而来。
哥哥马桂元，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身体迅速垮掉，不得不退出相声舞台。紧接着，哥嫂离异。
随后，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一连串打击之下，21岁的马三立大病三个月，病好之后开始到各地卖艺赚钱，养家糊口，接济大哥。
在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马三立详细写下了那段南行的日子。他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走下去的，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茶馆、书场、路旁，都是演出地点。
生意好的地方，就多停几天；生意不好，就不住店，晚上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一亮再走。不管挣多挣少，他都往家里寄钱。有时，好不容易存下两块钱，赶紧寄回去，生怕家里断了口粮。至于自己，吃喝能省就省，节俭到连他自己后来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怜。
1940年，26岁的马三立，开始在天津相声界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都邀请他去演出。名气起来了，家里的日子，也总算慢慢好转。
随着阅历越来越多，他开始重新琢磨那些流传已久的传统相声段子，在不破坏根基的前提下，对作品进行修改加工。
他常常用第一人称，拿自己说事儿。观众听着，就像是在听身边人的故事，特别亲切。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三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相声风格。
打成“右派” 差点跳楼中共建政初期，艺人们受到的冲击，还不算太大。1952年韩战期间，马三立报名参加了赴朝文艺队，并任曲艺队副队长，在前线演了一百多场相声。
回国后，他进入天津市曲艺团，任副团长。中共当局为了更好地利用他，陆续给了他不少政治头衔：什么人民代表、工会主席，他还担任过四届天津市政协委员。
那个时候的马三立，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也积极配合所谓的“说新唱新”运动，参与改编、创作、演出新相声。
可好景不长。在“反右”运动中，马三立被打成“右派”。一夜之间，名演员成了“名右派”。职务被撤，工资被降。
马三立的女儿马景雯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1957年夏秋之际，相声《买猴儿》在《文艺报》上引发争论。有人赞扬作品的艺术真实性与喜剧效果，但也有人指责作品“丑化新社会的商业职工”，甚至指责相声中群猴闹干货公司的情节，是在影射一帮作家“大闹”社会主义。
《买猴儿》的作者何迟，被第一批打成“右派”。作为演员的马三立，也被牵连其中。
不久后的一天，马三立被审查。对方问他知不知道《买猴儿》是“大毒草”，逼他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右派走狗”。他辩解说，演出本子是经过领导批准的，结果又被指责“以攻为守”，推卸责任。
面对这些不公的对待，马三立挣扎过、抗争过，甚至差点跳楼。
在一次批判会上，马三立被逼急了，怒吼：“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一位旧友冷笑着推开窗户讥讽：“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
马三立当即起身，纵身扑向窗外。就在半个身子悬在窗外时，一位弹单弦的艺人伸手死死抓住他的脚，才把他拉回来，捡回一条命。
马景雯说，爸爸被同事送回家后，家人发现他手臂、手腕、胸部和下肢多处受伤流血。多年后，马三立回忆这件事时说，如果当时真的死了，恐怕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那才叫冤沉海底呢。
被打成“右派”后，还有这么一件事。马三立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旧衣服，只好穿着带着水獭毛领子的长棉服上台——那是1949年大迁徙的时候，他从旧货市场淘的便宜货。结果，却引来了管理服装的“革命群众”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向无产阶级示威。于是，有人把滚烫的烙铁直接按在棉服上。一会儿工夫，就冒起青烟。
1959年２月，马三立被下放到天津市东郊区一个偏远农村，去“改造思想”。
1961年3月16日，劳动一年多的马三立，被天津市文化局宣布为“摘帽右派”，可以回原单位，重新工作。
可他刚到单位，领导就一条一条立下规矩：他要被当作勤杂工使唤，每天要早来晚走，来去必须事先报告；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
虽然很不公平，但马三立只能默默接受。
四清、文革 再扣重罪1965年初，在“四清运动”中，马三立和同为相声演员的儿子马志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马三立又被扣上了“阴谋反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一连串罪名。那时候，事情已经荒谬到这种地步：只要你爱听马三立的相声，就会被定性为“社会渣滓”、“军警宪特”、“顽伪流杂”，统统成了清洗对象。中共甚至宣称，对社会主义不满，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才爱听他的相声。
马志明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回忆，1965年5月27日，他正睡到半截，被工作队的人直接叫了起来。对方要他交代他父亲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家里有没有枪，有没有手榴弹，写没写过反动标语。
马志明说：“《买猴》是进城干部何迟写的段子，团长给他的。说他用这个段子阴谋反党，他哪有那个野心？”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父亲1953年才置下独门独院的三间小房，每间不过9平米，却要住下全家16口人，这样一个家庭，怎么就成了“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这些问题，没人回答，“文革”又爆发了。1968年冬天，马三立被送到天津宝坻县西河务村，劳改务农。
1970年５月，马三立全家又被赶到南郊北闸口村。在下放农村的七年里，马三立依然每天坚持背诵“贯口活”。他太热爱相声了，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我是个苦命人”1977年10月，“文革”结束后，马三立被允许回到天津曲艺团。
从1958年秋天被打成“右派”起，一直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整整19年里，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其余时间，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还有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打煤球、扫卫生等各种杂役。
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遭遇，并不罕见。侯宝林、常香玉、周信芳等一大批老艺人，都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冲击，境遇不比他好。
1979年，中共当局故伎重演，开始用一些小恩小惠，重新安抚那些被迫害过的老艺人。马三立，再次被“平反”。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在自己的档案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右派”或“反党”的定性材料。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完全是因为所谓的“指标”，由起初的4个“右派”增加到11个，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马三立能走过那十九年暗无天日迫害的日子，靠的是自己的传统生活观。世道起落，他不争；荣辱翻转，他不怨。
八十年代，古稀之年的马三立和王凤山重新搭档。《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这些他们的拿手段子，再次回到舞台。
马三立还在没人捧哏的情况下，创作表演了《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一系列单口小段。
被称为“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的马三立，直到2001年才彻底告别舞台。据他的子女说，马三立对这些称号一概拒而不受。他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点上一支烟，一坐半天，一句话也不说。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2003年2月11日清晨6点45分，他在天津去世，享年88岁。他把一辈子的苦，留给了自己；把一辈子的笑，留给了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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