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联邦参议员里基茨近日公开表示，对中共的制度和行为持质疑态度，主张在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中展现更坚定的立场。他提出应彻底切断与中共在人工智能及技术创新领域的合作，同时要求美国在关键矿产和药物前体等战略领域加快布局，以降低对中共供应链的依赖。
里基茨强调，美国将共产主义中国视为最大安全威胁的判断未发生改变，希望川普政府能在多个领域采取更迅速、更彻底的行动。他特别指出，某些政策领域需要展现出更强硬的姿态，以应对所谓'系统性风险'。该表态反映了美国政界对华政策的持续分歧，也凸显了当前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复杂博弈。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09月17日讯】美国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近日再次就中美关系发表强硬主张，要求川普总统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药物前体以及战略供应链等领域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他认为，美国不能继续让中共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工业能力的关键领域拥有过大的影响力，也不能为了短期商业利益而牺牲长期战略安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技术已经不再只是企业赚钱的工具，而越来越直接关系到军事能力、情报能力、网络安全、工业生产以及未来经济竞争。
里基茨的表态值得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观察。过去几十年，美国推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大量制造业生产环节逐渐转移到亚洲，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中心。美国企业获得了更低廉的生产成本，美国消费者也购买到了价格更低的商品，而中国则在这一过程中迅速积累制造能力、外汇储备、技术经验和完整产业链。这个过程曾经被视为全球经济效率提高的典型案例，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扩大，美国社会对于这种高度依赖单一海外供应链的模式开始出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真正改变美国政策思路的，并不是某一种商品的贸易逆差，而是美国逐渐发现，一些原本被视为普通商业问题的领域，实际上已经具有国家安全属性。芯片如此，人工智能如此，关键矿产如此，药物生产原料同样如此。当一个国家把大量生产环节放到另一个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国家时，平时看起来只是企业采购问题，一旦发生战争、制裁、疫情或者严重外交冲突，就可能迅速变成国家安全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核心领域之一。人工智能看起来是一种软件技术，但其背后依赖先进芯片、数据中心、能源、云计算、算法、人才和庞大的资本投入。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越强，其潜在军事和情报用途也越广。美国当然不可能简单地把所有与中国的人工智能交流全部切断，因为科学研究和商业合作本身具有跨国属性，但对于先进芯片、计算能力、关键软件和高端技术，美国近年来已经不断加强出口限制。
里基茨所推动的方向，实际上是在要求进一步扩大这种安全边界。其核心逻辑并不复杂：如果某项技术可能帮助竞争对手迅速提升军事、情报或者工业能力，美国就不能再把它仅仅当作普通商业产品处理。企业当然希望扩大市场，但国家安全政策考虑的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季度利润，而是十年以后整个国家是否仍然掌握关键技术。
这种政策变化也意味着，过去那种“哪里生产便宜就在哪里生产”的全球化模式正在受到挑战。企业开始重新计算供应链风险。过去企业最关心的是人工成本、运输费用和税收优惠，现在还必须考虑地缘政治、出口管制、制裁风险、政府干预以及供应中断。一条供应链如果在正常时期可以节省10%的成本，却在危机时期可能导致整个生产线停摆，那么所谓的低成本未必是真正的低成本。
关键矿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代工业、国防工业、电动车、电池、电子设备以及先进制造业都需要大量关键矿产。一些矿产资源本身并不一定稀缺，真正困难的是开采、加工、精炼和形成完整产业链需要长期投资。中国在部分关键矿产加工环节拥有很强的产业能力，这意味着即使美国能够从其他国家购买原矿，也未必能够立即摆脱中国在加工环节形成的影响。
因此，美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喊一句“脱钩”，而是重新建立自己的工业能力。矿山需要投资，精炼厂需要建设，工人需要培训，环保审批需要完成，铁路、电力和港口等基础设施也需要配套。这些事情没有一个能够在几个月之内完成。美国如果真的希望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就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重新工业化需要时间，也可能意味着某些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升。
药物前体同样如此。现代制药业高度国际化，一种药物的研发可能在美国完成，原料来自其他国家，中间体在另一个国家生产，最后再进入美国市场。这样的体系在全球贸易正常运行的时候效率很高，但在供应链遭遇重大冲击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最终供应。
这正是川普政府面对的真正政策考验。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一夜之间把所有制造业搬回本土。真正可行的政策，需要同时考虑产业投资、贸易政策、能源成本、税收、劳动力、基础设施以及盟友之间的供应链合作。否则，只是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另一个低成本国家，最终仍然没有解决美国自身工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之间的任何高层会晤，都不能只看会谈当天的气氛。中美领导人握手、发表积极讲话、宣布某些阶段性协议，并不等于长期战略矛盾已经消失。贸易数字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善，关税可以谈判，部分商品也可以恢复进口，但人工智能、半导体、军事技术、网络安全以及关键供应链等问题，并不会因为一次会谈自动消失。
过去一些对华政策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经济交流能够自动改变政治关系上。现实已经证明，贸易往来并不能保证双方在国家利益和政治制度方面趋于一致。经济合作可以继续存在，但美国必须清楚哪些领域属于商业利益，哪些领域已经进入国家安全红线。
因此，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谈判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是双方能否制造一个漂亮的外交场面，而是美国能否在谈判桌上明确自己的底线，同时把关税、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与实际执行机制联系起来。如果协议没有具体的验证机制和后果安排，那么纸面上的承诺最终仍然可能成为下一轮争端的起点。
里基茨的表态也说明，美国国会内部对中共的战略警惕已经形成相当大的政治基础。即使未来某些贸易领域出现缓和，美国对人工智能、先进芯片和关键产业的安全审查也很难重新回到过去那种完全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时代。
更深层的变化其实已经发生。美国正在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含义。全球贸易并没有消失，但“为了最低价格而把生产放到任何地方”的时代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个国家真正需要保护的，不只是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利润，更包括能源、粮食、药品、芯片、通信设备、军工以及工业基础。一旦这些领域全部依赖外部供应，所谓经济繁荣就可能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
对美国，未来真正的竞争也不只是“如何限制中国”，而是美国自己能否重新建立足够强大的工业和科技基础。如果美国能够扩大本土生产、吸引制造业投资、降低能源成本、培养技术人才，同时与可靠的国际伙伴建立多元供应链，那么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自然会下降。反过来，如果只是不断增加限制，却没有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那么美国最终仍然需要面对供应链成本上升的问题。
这也是川普政府对华政策最关键的一道考题。谈判可以继续，贸易也不必全部停止，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供应链不能再简单按照普通商品处理。美国如果希望在未来几十年的大国竞争中保持主动，就必须让自己的工业、科技和能源体系拥有足够的独立能力。对于华盛顿，真正的战略筹码从来不是一句强硬口号，而是当关键供应链发生变化时，美国有没有能力自己生产、自己供应，并且不必因为外部压力而被迫改变国家安全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里基茨此次对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和药物供应链的强调，并不是几个孤立政策问题，而是美国重新审视全球化之后出现的一整套战略调整。未来中美之间仍然可能谈判，也仍然可能出现阶段性合作，但美国对关键技术和战略产业的安全意识已经很难回到过去。真正决定下一阶段中美关系走向的，也许不是哪一次会晤说了什么，而是哪一方能够在科技、工业、能源和供应链上建立更强的自主能力。对美国，这场竞争最终拼的不是口号，而是生产能力、技术能力以及在关键时刻不受制于人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