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土改是中共对土地所有者的抢劫，那么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对农民的农副产品的变相洗劫——至少是强买强卖。
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1949 后中共为了省钱，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而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却在增加，从而造成粮食紧张，当时全国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嫌困难和麻烦，中共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强迫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农业集体化、生产队化、公社化。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中共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及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等，再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城镇居民定量口粮。农民除上交“公粮”（相当于地租）外，中共定义的“余粮”全部上交后，剩下的粮食才是自己的口粮，种子及饲料。而余粮多少由中共政府说了算。
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中共不仅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等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
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销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
从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中共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
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裂，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贡献，为中共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和“两弹一星”。
按说国家收购的本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中共把余粮的指标定的很高很离谱，粮食收下来一律就地征购，甚至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都收走。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农村粮食十分紧张，中国农民因此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对于这一点，中共并不避讳。
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毛泽东说的更白：“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可见毛刘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必须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由此就不难明白为何农民会饿死了。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
中共把所谓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1954年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16人，吓跑3人，一些农民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抗议。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对农民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抗拒，中共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因抗拒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到，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杭县开扩大干部会时，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
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中共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 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
但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中共都当成是农民中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的呼叫声，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
中共不仅无视农民的饥饿状况，而且加大统购和出口粮食，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反右时期，中共在农村以“统购统销”的名义逼死好多人，比城市里的反右更狠。
1957年在农村与反右同时开展的叫“社会主义大辩论”，主要针对1953年强制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优劣展开的辩论。名为辩论，实际上是必须服从。如果你说统购统销不好就批斗你，直到整死你。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资料，1957年9月份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8省农村大辩论中自杀身亡的农民的统计数字显示：仅仅一个月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 山东93，河南77，河北58，贵州181，广西276，青海11。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