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5年12月25日讯】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司徒雷登，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让许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毛形容他“带着何等的恨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讽刺他“表面上似乎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实际上“代表了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代表了帝国主义的利益”。
但是对于司徒雷登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在中国的几十年里做了些什么，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今天，我们就讲讲司徒雷登的故事。
杭州的童年司徒雷登，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如果按照现代的翻译，他的名字应该是约翰·雷顿·斯图亚特（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年，他出生在中国的杭州，父母都是从美国来华的传教士。
他的童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等各地方言。
11岁的时候，司徒雷登随家人回到美国。
1904年，已经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的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带着新婚妻子，一起重返中国，开始传教，决心将人生奉献给这片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土地。
教书岁月回到中国时，司徒雷登决心重新开始学习中文，并且阅读中华文化典籍：四书五经、诸子百家。
他在回忆录说道：“中国传统的文学的核心指出了人要与宇宙道德秩序的相互和谐，长期的阅读除了加深我对中华文化的敬重外，也陶冶了我的性格，并让我对神的信仰更加坚定。”
他还兼任美联社的特约中国的重大事件，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革命和中国这个国家。
1912年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后，召开了第一次临时国民议会，他是唯一到场的外国人。他经常跟孙中山会面，结识了许多革命党人，包括蒋介石。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的私交非常不错。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司徒雷登曾公开声明，反对张杨兵谏，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
1904年至1918年，他在杭州和南京从事教育工作，创办了两所学校，并在金陵神学院任教十年。
1918年，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邀请他到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组织筹办一所新的大学。这成为他人生的新转折点。
创办燕京大学
1919年初，42岁的司徒雷登来到了北平，开始筹办大学。
他以战国时期的燕国为学校命名，称为“燕京大学”。他以圣经中的一句话“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作为校训，希望在校的学生能以神的信仰为中心，在追求真理与自由的过程中，学会服务他人。
这所大学是由两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规模很小，条件十分艰苦，在校学生不到百人，教师也只有五人，经费几乎为零。
身为校长的司徒雷登四处奔走，为学校筹钱。五年间，他往返美国多达十次，利用各种集会发表演讲，拜访了美国各界重量级人士。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的父亲、洛克菲勒家族、霍尔基金等纷纷解囊。
五年的时间里，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募集到了250多万美元的捐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为学校的运转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他还拜访山西督军陈树藩，说服他以极低的价格将一大块建地卖给学校。
然后，他请来设计师，以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的样式为蓝本，打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美的一座校园。
校园内的湖泊、亭台和中式建筑，处处体现了司徒雷登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这片校园后被中共收为国有，成为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其设计风格和文化品味至今令人赞叹。
开明的校长司徒雷登以开明的理念管理燕京大学。他重金聘请了海内外一流的学者，包括作家郑振铎、历史学家钱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等。
燕大分为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和宗教学院等四个学院，共有22个系100多个专业。而且学校走的是世俗化的办学道路，不强迫学生信教。
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了世界知名大学之一，为中国培养了近万名的优秀人才。
作家冰心就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司徒雷登还是冰心婚礼的主婚人。
学生们对于司徒雷登的评价很高。冰心说：“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
不仅如此，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学校的管理权掌握在美国纽约教会托事部手中。后来，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托事部同意放权给学校，燕京大学改为在中国登记注册，受中国政府管理。
抗战与坐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侵华危机，司徒雷登支持学生抗日，甚至一度带领学生上街游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整个华北。北大、清华等学校都搬到了后方，而司徒雷登没有把燕大搬迁，这里成为沦陷区唯一一所不被日本当局和汪伪政府控制的学校。
日本当局派人想说服他将燕京大学里的日本教授纳入教务委员会，接受日本政府的津贴，但是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
许多学生想离开日占区，他就动用个人关系，甚至用自己的车辆，把他们送到大后方或延安，还为缺少盘缠的学生提供资助。
对此，冰心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当局关闭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囚禁长达三年八个月。1945年抗战胜利，他才获释。
临危受命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临时搬到了重庆，司徒雷登继续担任校长。
作为深爱中国的人，他不希望国共内战再起，盼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他曾电报中共，建议解散军队，学习英国工党与国民党和平共处，但这份电报石沉大海。
其实，这个结果恐怕也在司徒雷登的预料之中，他本来对共产党就没有好感。在回忆录中，他谈到1927年3月，在蒋介石北伐期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混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共党人员杀害了南京的外籍人士，史称“南京事件”。
1946年，70岁的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然而，美国错判形势，让中共势力迅速扩张。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期间，学生暴动不断，他们的爱国热情被共党利用。飞速的通货膨胀和生活困难加剧了不满。我统计，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95%的学生希望中国共产化。共党的宣传手段极为高明，而国民党的宣传愚蠢到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
1949年初，中共占领北京。3月中共与国民政府做最后的谈判，中共方面要求国民政府交出他们眼中以蒋介石为首的“战犯”，并在他们起草的投降合约上签字，不得异议。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我看过那份文件后真是感到万分失望，他们很多领导者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我期望他们过去学习的传统文化能让他们做出文明的举动，然而却事与愿违……”
7月，他返回美国。
8月，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声称中华民国的失败与美国无关。毛泽东则在《人民日报》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丑化他为美帝侵略者。这篇文章后被选入中学教科书，使司徒雷登数十年遭到诽谤。
对共产主义的洞见司徒雷登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传教士，不喜欢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对宗教和人类自由的威胁。
1949年，司徒雷登在南京被共产党软禁数月，无法自由行动，亲身经历了共产党对西方外交官和机构的限制。
中共篡政后，关闭了燕京大学和许多西方资助的学校和医院，驱逐了许多传教士，还有些传教士被指控是“间谍”“反革命”。司徒雷登认为，这是共产党对于宗教自由的破坏和试图消灭西方教育在中国的影响，是在“通过高压手段清除异己”。
1952年，司徒雷登正式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写下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他在书的附录中提出对华政策建议，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恶魔的制度，它的欲望永无满足之日，任何善意与温情都无法改变它的本质。”
他呼吁美国不要对共产党采取绥靖政策，吸取对日本退让导致侵华、对苏联退让引发共产集团全球扩张的教训。他写道：“我们应记取历史教训，外交政策切莫受利益交换或虚伪承诺影响，应建立在我们的立国基础与精神之上。”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真知灼见。美国后来多次对中共妥协，帮助其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果自食恶果，养大了中共的全球影响力。
晚年和遗愿晚年，司徒雷登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患上了脑血栓，此后只能坐轮椅，幸而过去的私人秘书一家人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才得以维持健康。
他一生几乎都在中国工作，在美国几乎没有个人产业，甚至连社会保险都没有。担任校长和大使期间的薪水，大半奉献于对中国的教育事业。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过世，享年86岁。
他立下遗嘱，希望死后骨灰送回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妻子的身边。
然而，由于毛泽东文章的影响，申请过程屡遭阻挠。直到2008年，他的骨灰才终于运回出生地杭州，葬在父母墓旁。
这就是司徒雷登，一个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的美国人。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更甚一位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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