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年,餐桌上有很多食物,但饺子有一种很特别的地位。它并不只是因为好吃,也不只是因为制作方便,而是因为它与中国人对于“过年”这件事情的理解逐渐结合在了一起。面粉、肉馅、蔬菜和调味料经过揉、擀、包、煮,最后变成一个个完整的圆润食物。到了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从厨房忙到餐桌,吃下的似乎只是饺子,但其中包含的却是辞旧迎新、合家团聚、祈求来年顺遂等一整套岁时文化。
饺子为什么能够承担这样的文化意义,首先与它出现的历史过程有关。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面食包裹肉馅或菜馅的食品,但这些早期食品不能简单地全部等同于今天的饺子。考古和文献所显示的,是一种长期演变的饮食传统。东汉时期,张仲景“娇耳”的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但这个故事本身主要见于后世文献和民间传说,并不能当作“饺子起源于张仲景”的确凿史证。较为可靠的历史线索,是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类似饺子的食品逐渐可以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中看到,名称也不断变化。新疆唐代遗址出土过与今天饺子形制非常接近的面食,这说明包馅面食的历史远比现代人想象得悠久,但“饺子”作为春节核心食品的习俗,又是另外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食物,很少是某一天突然被规定下来,然后一代代机械复制。许多习俗都是食物本身先进入生活,随后与特定节令结合,再经过长期重复,最终获得文化意义。饺子就是如此。它原本是一种制作方便、可以包裹多种馅料的面食,随着面食文化、节令饮食和家庭生活的发展,逐渐成为北方尤其重要的节日食品。
除夕吃饺子最著名的文化解释,是“更岁交子”。“子”既可以理解为时辰意义上的子时,也与“交子”形成文字上的联系。除夕夜从旧年进入新年,恰好是中国传统时间观念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旧岁将尽,新岁将来,两个时间段在这一夜交接。于是,一种能够在这一时刻全家共同制作、共同食用的食物,自然获得了特殊意义。
这里的“交”,其实比简单的谐音游戏更有意思。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时间的循环与转换。四时运行,寒暑往来,月有盈亏,年有终始。春节不是普通的一天,而是旧的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间关口。除夕守岁,也是对这种时间转换的一种主动参与。人们不只是等待钟声过去,而是在一起吃饭、聊天、祭祖、守夜,让家庭成为时间变化中的一个稳定中心。
饺子的形状后来又与“元宝”“财富”联系起来,使春节饮食中的吉祥意味更加丰富。传统北方饺子经过包制后,中间鼓起,两端翘起,某些形制确实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金银元宝。因此民间逐渐产生了“招财进宝”等吉祥联想。这里需要分清楚,饺子的形制并不是因为古人首先想到了元宝才被发明出来的;更合理的理解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这种食物之后,又把它的外形与财富、富足等愿望联系起来。
这正是中国饮食文化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一种食物可以同时拥有好几层意义。饺子既可以是面食,也可以是节令食品;既可以满足口腹,也可以成为家庭共同劳动的对象;它的形状可以让人想到圆满、元宝和丰足,它出现的时间又与辞旧迎新相联系。食物的意义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在漫长生活中不断累积。
包饺子本身也是春节文化的重要部分。和面、醒面、擀皮、调馅、包制,每个步骤都有自己的技术。对于熟练的人来说,擀皮并不需要精确测量,一小块面团在手里旋转几下,就能变成厚薄适中的圆皮;包馅的时候,馅料不能太少,也不能多到无法收口;捏边的力度也要合适,否则下锅之后容易破裂。这样的技艺往往不是通过一本教材传授,而是在家庭厨房里由长辈教给孩子。
所以,春节包饺子其实也是一种“手上文化”。孩子小时候可能只负责拿面皮、蘸面粉,长大以后开始学着调馅、擀皮,最后能够独立包出漂亮的饺子。很多家庭多年以后回忆过年,记住的未必是某一道昂贵菜肴,而可能是母亲擀皮的速度、父亲剁馅的声音,或者一家人围坐在桌边聊天时那种热闹。食物的记忆因此与家庭记忆重叠在一起。
饺子的馅料也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和”的观念。面皮本身味道非常淡,却可以容纳各种不同性质的食材。猪肉、羊肉、牛肉、白菜、韭菜、芹菜、萝卜、虾仁、香菇等,经过切碎、调味和混合之后,形成一个新的整体。这里的“和”并不是让所有东西失去自己的味道,而是让不同味道在一个整体中取得平衡。这与中国传统烹饪强调五味调和的思路有相通之处。
不同地区的饺子,也正是在这种“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性格。北方很多地方重视白菜、韭菜、芹菜等冬春时节容易取得的蔬菜与肉类搭配;沿海地区可以把海鲜加入馅料;东北地区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酸菜馅;山东等地则有各种海鲜和肉馅组合。至于“白菜就是百财”“韭菜就是久财”,更多属于民间吉祥话和节日文化的附会,并不能说这些食材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这种谐音寓意选择的。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象征经常是在长期使用之后不断附加上去的。
饺子在北方春节文化中的重要性,还与当地的面食传统有关。中国南北饮食结构本来就存在明显差异,北方许多地区长期以小麦面食为重要主食,面粉可以制作面条、馒头、包子、饺子、烙饼等大量食品。因此饺子能够成为春节食品,并不是偶然选择,而是建立在当地成熟的面食文化基础之上。到了春节这样的特殊时刻,普通面食又被赋予节令意义,于是从“日常食物”变成了“年节食物”。
春节食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往往需要多人共同完成。饺子尤其如此。一个人当然也可以包饺子,但真正热闹的春节包饺子,通常是多人围坐。有人和面,有人擀皮,有人包,有人负责下锅。厨房里的工作因此变成了家庭共同参与的仪式。这个过程让“团圆”不再只是一个抽象词语,而成为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在饺子里包入硬币、糖果或者其他象征物的习俗,吃到的人被认为来年会有好运。不过现代家庭如果采用这种做法,需要考虑安全问题,尤其是老人和儿童。传统习俗可以保留它的文化趣味,却不必把风险也一并继承下来。这也说明传统文化并不是只能原封不动地复制,而可以在现代生活中继续调整。
明清时期,除夕食用饺子的习俗已经在北方社会中更加稳定。清代北京岁时文献中对除夕吃饺子的记载,也把它与“更岁交子”的解释联系起来。到了近现代,随着人口迁移、城市化和全国性节庆文化的传播,饺子的春节象征逐渐超越原本的地域范围。今天很多原本不以饺子为春节主食的家庭,也会在春节期间吃饺子。与此同时,南方仍然保留年糕、汤圆、粽子等各具特色的节令食品,这种差异并没有削弱春节文化,反而体现出中国节俗本身的丰富性。
饺子和汤圆其实也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呼应。汤圆强调“圆”,饺子则更多与“交子”、团聚和富足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圆融完整,一个是岁序交替;一个常见于元宵节,一个成为除夕的重要食品。它们都不是简单的“吉祥食品”,而是中国人把抽象的时间、家庭和人生愿望放进具体食物中的方式。
现代社会已经与古代农耕社会有很大不同。很多人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各种食品,冰箱和超市也让春节不再是决定一年食物储备的关键时期。但饺子仍然没有从春节餐桌上消失。原因恰恰说明,传统节日真正保存下来的,并不一定是最初的物质功能,而可能是它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
今天的年轻人可以购买速冻饺子,也可以用机器包饺子,甚至可以在春节期间去餐馆吃饺子。制作方式改变了,饺子的文化意义却没有因此消失。因为春节需要的从来不只是某一种固定食谱,而是一种“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当一家人围坐在桌旁,饺子从锅里捞出来,热气升起来,旧年和新年就在这一顿饭之间完成交接。
饺子能够成为中国春节最重要的食物之一,归根到底不是因为它长得像元宝,也不是因为某一种馅料被赋予了某个谐音,而是因为它恰好把中国人的几种传统观念结合在了一起:岁序有交替,家庭需要团聚,饮食讲究和合,生活需要对来年有所期待。面皮包住馅料,是一种包容;一家人共同包制,是一种团聚;除夕夜食用,是一次岁时交接;圆润饱满的形态,又寄托着人们对于丰足与圆满的愿望。
一只饺子并不大,却可以装进一个家庭对于新年的想象。它经历了面粉、水、馅料和火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民族数百上千年的生活积累。到了除夕,当人们把第一盘饺子端上桌时,吃掉的不只是旧年的最后一顿面食,也是在用一种最普通、最亲切的方式告诉自己:这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来了,而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家人仍然坐在一起,这就是中国人理解“过年”最朴素的一种方式。
饺子为什么成为中国人过年的重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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