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痛斥鲍威尔误国误政，暗示亲自出任美联储主席以挽救数万亿债务利息损失

【中国观察2025年6月18日讯】

川普总统在周三严厉抨击了无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慢半拍”鲍威尔（Jerome Powell），指责他持续拒绝降息的行为带有强烈政治动机，并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一个愚蠢的人”。
川普说：“所以，我们现在在美联储有一个愚蠢的人，老实说。他今天大概也不会降息。”川普对媒体表示，“欧洲已经降了十次息了，我们却一次都没有。我猜他是个政治人物，一个政治挂帅、却不聪明的人。他正在让这个国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鲍威尔在上个月拒绝降息，理由是“美国经济状况良好”，并表示“最稳妥的做法是继续等待更明确的信号”。

美联储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宣布是否会再次降息的决定。

不过，在这一决定公布前，川普已发表长达五分钟的猛烈批评，严厉抨击鲍威尔的表现，并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高利率政策使美国在国债利息上的支出损失惨重。

川普甚至暗示，在鲍威尔任期届满后，他有意亲自出任美联储主席。
川普说，“我们能省下六千亿、七千亿、甚至八千亿美元。我记得我们目前在全球利率支出排名中排在第38位，但我们应该是第一，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的。”川普指出，“我们现在支付的利息，比那些连我们提箱子都不配的欧洲国家还多。”

川普继续说道：“我们的国家经济表现很好，如果美联储能降低利率，我们购买债务的成本就会低很多。这个人真是个耻辱。你有没有碰过那种一点都不聪明的人？你还得跟他打交道？他就是那种人。他总是担心通货膨胀。我跟他说：‘没错，如果六个月或九个月后通胀出现了，你可以升息啊。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是吗？’”

“假设真的有严重通胀，而实际上并没有。我们现在有什么？是成功。我昨晚接到国会的电话，说：‘先生，出问题了。’我问什么问题，他们说：‘钱涌进来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记账。’我说：‘去查查关税。’88亿美元是从关税收入进来的，没有通胀，而且还会更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在美联储有个愚蠢的人，今天他大概不会降息。欧洲降了十次，我们却一次都没有。我猜他是个政治人物，也许是民主党人，拜登重新任命了他。我从来都不会重新任命他。我不知道拜登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听了坏建议。”

“他工作做得非常糟糕。现在美国没有通胀，只有成功，我希望看到利率下降。拜登政府发了很多短期债，现在这些短期债正陆续到期，而因为这个人设定的高利率，如果他当初降低1个百分点，我们就少付1%的利息；如果他降了2个百分点，我们就少付2%。而这利息是一付就是十年、十二年、十五年、五年的，总额将是数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的损失。就是因为这个‘慢半拍’。我叫他‘Too Late Powell’，因为他永远动作太慢。”

“每次我判断形势都100%正确，而他都错了。也许我该亲自掌管美联储。Doug，我能不能任命我自己去美联储？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权限，但我肯定干得比他们好。”

“我们现在的利率应该至少低两个百分点，最好是低到两个半百分点。那样的话我们就能省下七千亿、八千亿美元。想一想，这么多钱——省下这么多，仅仅是因为降息几点而已。”

这是川普一贯的直白风格，但言辞背后却揭示出一个极其严肃的金融现实：在美国面临巨额债务利息支出膨胀的背景下，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不再是技术操作，而成了影响国家财政命脉的关键变量。川普的愤怒，某种程度上来自于现实的无奈——一个独立但僵化的央行系统，正在用教科书式的“通胀预期”对抗一个已经重构的全球金融格局。

川普的核心观点是明确的：美国经济已展现出韧性，关税收入创纪录，资金涌入，美联储此时继续维持高利率，是对国家财富的严重浪费。而他对鲍威尔“政治化”的指责，也隐含着对拜登政府操控联储的警惕。

这场关于降息的争论，不只是货币政策问题，更是权力、责任与效率的碰撞。在川普眼中，央行应该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被动的“市场守夜人”。而鲍威尔的行为，在他看来，既拖慢了经济动能，也浪费了纳税人本可避免的债务支出。

这再次引发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在美国当前这种债务高企、财政赤字扩张、全球竞争加剧的环境下，美联储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其独立性边界？或者说，美国是否还承受得起一个政治中立、但效率缓慢的央行？

川普的表态虽夸张，却击中了制度深处的矛盾。经济的主战场，或许正逐渐从市场转向国家机器内部的博弈。而美联储，正处在这一场对国家命运影响深远的战局中心。

当川普总统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怒斥联储主席鲍威尔“太蠢”、“太慢”，并半认真半讽刺地问“我能不能任命我自己为美联储主席”时，很多人将此视为一个夸张的政治表演。然而，如果我们从更深层的角度审视这场对美联储的指责，它实际上揭开了一个长期以来被精英阶层掩盖的问题核心——美联储不仅是一家“独立”央行，更是全球主义深层政府操控美国经济命脉的隐秘工具。

自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这个本质上由私营银行组成的“中央银行”从未真正接受过人民选票的约束。它不向国会直接负责，也不对总统听命，却掌握着一个国家最核心的权力：发行货币与决定利率。这一“权力不受制衡”的结构设计，正是深层政府的典型特征——在表面民主的制度下，实则建立一个无法触碰的金融主权堡垒。

而这种堡垒的建构者，正是与全球主义体系息息相关的金融寡头与国际银行财团。他们依靠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构筑了一套“超国家金融监管网”，将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整合为一个跨国货币联盟的执行机器。这一体系表面上以“金融稳定”“抗通胀”为使命，实则将主权货币收归寡头控制，使各国政府在财政与经济政策上逐渐失去主动权。

川普总统多次提到，美国正在为高利率支付“数万亿美元的利息”，而欧洲却早已多次降息。他问得直白：“我们为何要支付比连我们提箱子都不配的国家还多的利息？”这不仅是对鲍威尔的批评，更是对美联储所代表的**“反美国利益”机制的控诉**。

在全球主义话语中，“通货膨胀”成了万能的借口——一切利率维持高位的决定，都以“防止未来的通胀”为由加以包装。但真实的问题是：当国家经济需要恢复动能、当制造业回流需要低融资成本、当债务利息压垮联邦预算时，美联储却仍然站在“紧缩货币”“抑制需求”的立场上，这究竟是在保护国家，还是在限制国家？

我们必须正视，美联储在近几十年的政策实践中，始终倾向于服务于全球资本，而非美国中产与实业阶层的根本利益。它打压利率时，华尔街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资产泡沫红利；它升息时，实业贷款成本飙升，中小企业与工人阶层首当其冲。这不是技术失误，而是有意识的利益转移。

而这一套全球金融机制，与共产主义也并非毫无关联。在冷战时期，国际金融资本支持苏联技术工业项目并非秘密；在冷战后，它们又迅速转向中共政权，协助其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并通过债券、汇率与央行合作，将全球生产链向中国集中。这一切，皆建立在牺牲美国制造、牺牲美国家庭的基础上进行的。

全球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交汇点，在于它们都否定国家主权、摧毁地方自治与家庭结构，强调“集体调控”，最终都将人类置于少数人控制的系统机器之中。美联储，正是这种系统在美国的执行机构。

因此，当川普提出“是否可以让我来掌控美联储”时，这绝不仅是一个愤怒的情绪宣泄，而是对现行制度最深层的挑战。他直指核心问题：当一个不受人民选举、不对选民负责的机构，掌控了国家经济的生死，这究竟还是不是一个自由共和国？

真正的“通胀”，不是商品价格的波动，而是国家主权被金融霸权无限稀释；真正的“风险”，不是货币供应过多，而是民选政府在金融体系中沦为傀儡。

要挽救美国，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央行之间的权力关系。美联储不应是不可触碰的神圣牛，而必须回归到服务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工具本位。否则，美国将永远在“Too Late Powell”式的假独立与真服从中，丧失自己的命运。

川普这一番看似即兴的炮火，其实正好开启了通往这个关键问题的真正大门。未来的国家治理改革，不能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