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1年12月18日讯】五
我真正了解父亲的过去，是从家中镜框里的照片开始的，他很少讲述自己的过去。他曾用生命誓死捍卫的党，却在他的晚年，无情地将他摧残，令他居无定所。通过父亲和家庭的遭遇，我触摸中共政权的真实历史，由此获得的常识，与教科书产生冲突，促使我早熟和叛逆。
部队驻扎兰州，父亲旋即被选派到设在甘肃省临洮县的西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补习文化。军事训练与文化课同步进行。中共意识到夺权之后接管政权管理国家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不像夺权时文盲炮灰卖命即可。有机会学文化，不能不说是父亲的意外收获。但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军政学习，兼具识字启蒙、强制洗脑和绝对服从的三重功效。两年后结业，父亲被调入西北军区司令部后勤管理科当助理员。他们负责调配武器弹药、军用品和新兵。
父亲在司令部服役期间，第一次获得探亲假。他背着行李和步枪，先搭车后步行，千里迢迢返回陇东家乡。几十年后父亲有些困惑地说，全国解放都几年了，部队竟然允许他探亲时荷枪实弹。返家后他突然厌倦了军旅生活，想安安稳稳当农民。可是家乡虽然获得解放，人们依然吃不饱肚子，跟解放前并无两样。他没说出的是，他将近30岁，也该成家立业了。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天下太平，父亲被调离司令部，分遣到平凉专区兵役局（现武装部）继续服役。1955年，共军才有财力仿照苏军实行军衔制，父亲被授予中尉军衔，连职军官。共军开始实行薪酬制。
其后，父亲与20岁的母亲结婚。父亲年长母亲11岁。这是父亲一生最为风光的年代。不是他有多大的官位，而是共产制度赋予军人的集体优越感。
那些进入城市的中共军政中高层干部，纷纷休掉农村老婆，娶年轻有文化的城市小姐，这几乎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集体行为。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解放新疆而后戍边军垦的王震部队，将湘沪鲁等省市十多万名十多岁的女中学生（包括来自上海收教从良的妓女），哄骗她们当兵建设新边疆，实则提前就设定她们专为解决大龄官兵的性与婚姻而特召入伍。她们甫到蛮荒的戈壁滩军营，就被论相貌配属官阶不等的官兵，大多住在新挖的地窝子里。
近年，这些已届晚年的新疆建设兵团中学生才有回忆文章在网路流传，军史和回忆录亦有简略记载。以自命的“人民大救星”姿态，掠夺和占有人民的一切，包括身体，这就是暴力夺权者为所欲为的草莽本性。
六
北京朝阳区村民遭到暴力拆迁 2017年，北京朝阳区村民遭到暴力拆迁。（网络图片）
虽然父亲资格足够老，官却越当越小。中共盛行官本位，资格老没官位，利益照样会被侵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国家领导人，喜欢垂帘听政、培植亲信或让子女占据垄断行业的原委。“太子党”进入权力核心，与权力在党内代际传承，是两条平行不悖或时有交叉的奇特现象，这也因此构成专制权力非法化的依据。
1957年“反右”是针对知识份子，父亲不够格，未受牵连；“大跃进”父亲被分派农村督促炼钢；“三年灾害”时期，父亲工资尚能养育三口之家。母亲后来常给我们念叨，一次刚在街头给我几岁大的哥哥买来一个油饼，转眼就被乞讨小孩抢夺而去。直到1990年代，家里节省的面粉和旧衣物都用来接济农村亲戚。
“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如何记忆的。”中共显然精于此道，数千万人的死亡，硬是被归罪于自然灾害，今天依然蒙骗公众。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写作《墓碑——三年自然灾害纪实》一书时，查阅当时原始气象资料，这三年期间各地降雨量跟往年相当，并无巨大自然灾害发生。他分析指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并非天灾。此前“大跃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于是政府加重收购囤积粮食，偿付外债和外援，进而在河南信阳等地发生人吃人的惨祸。据他分析，在三年期间全国饿死和因营养不良该生育而未能生育人口，高达6000万～7000万。然而，中共高层干部却享有特供优待，当新中国人民饿殍遍地，人民公仆却在特供商店购买高档食品和烟酒，这就是他们自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少数人享有特权。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特供制度，实乃社会等级制的最佳注解。
“三年灾害”期间，父亲还未调到粮食部门工作，全家跟普通城市居民配给粮油、副食品标准相同。亲戚中没人饿死，城乡讨饭的人不少。饥荒信息封锁，他们哪能知道外地大规模饿死人的真相。如果不是彭德怀庐山会议万言书公开遭批，透露出些许饥荒端倪，全中国人都被蒙在鼓里。陇东高原虽然贫瘠，但地广人稀，这恐怕是很少饿死人的主因。令人不可思议，这三年竟没饥民造反。足见前期“镇反”、“反右”和农村集体化等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农村精英荡然无存。
七
文革前奏“社教”运动，父亲被抽调到农村对口帮教。家中人口已达五口，他一个人收入维持家用已感吃力。
毛泽东一辈子都沉醉在寻找并企图消灭他的敌人的死结里——可能是同党战友、政党对手或帝国主义，甚至他的人民。未夺政权，他渴望杀敌夺权；夺得政权，他害怕失去权力。他惧怕别人像他当年造反一样推翻他。这是所有独裁者的宿命，也是专制制度短板所在。他频繁制造政治运动，摧残所有人，其实就是在找寻内心的安全感，他哪来作为人的幸福和快乐。中南海其实就是毛泽东自我囚禁的墓地，或许借助于古代帝王的余威，他晚上才能睡着觉。
文革肇始后的前五年，我家尚住在庆阳地区行署所在地西峰镇（现今庆阳市），这也是我的出生地。姊妹五个，兄长刚刚十岁出头，小弟刚出生。我大约三四岁时的一天，母亲后衣襟拽着我和姐姐、怀抱妹妹，路经城中心小什字，突然遭遇武斗两派开打，母亲将我们掩在怀里，就近躲在马路边木头电线杆后面。子弹嗖嗖直飞，打在电线杆上，木屑唰唰掉下。这就是我降生后，“新中国”给我刻下的第一次清晰记忆。我上幼儿园，老师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用玩具枪玩杀敌游戏。权力者的敌我阶级意识，通过社会、家庭和学校强制植入每个人大脑。
固然，早期中共在少数精英领导下，从中国底层社会隐秘发育，受到极度压制和摧毁，因此他们对支撑统治权威的财富和知识的仇恨，渗入骨髓。一旦夺权，对代表财富和知识拥有者的工商业者、地主和知识份子，强制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以期消灭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强力挑战者。费正清所言“无产阶级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实则是中共对所有人民实行人治。人民被划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富农和地主等阶级成分。血统论和阶级论，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嚣张的表达。他们控制所有国家机器还不放心，还要管住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譬如办理结（离）婚证、出差或探亲住宿旅馆，必须出具单位（或村委）盖公章的证明，出省还需带上全国粮票，这实际上是管制老百姓的隐私权和人身自由。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即为“社教”失败，庞大的行政官僚不听话，以及幻觉中的敌人带给他的不安全感。于是他绕过党政体制，发动并利用无知的红卫兵造反，试图打倒并摧毁一切。十年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革命实践之一。前有斯大林，后有柬共（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他们与人民为敌，大肆杀戮，将反人类兽性表露无遗。
八
随着文革深入推进，老干部靠边站，父亲被支派到山区粮管所工作，我家也被赶出公房，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搬住在窑洞里。珍宝岛之战和林彪叛逃，激化毛泽东的好战性格。“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城市人口被强制疏散到农村。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一辆载运粮食的解放牌拖斗卡车，搭载着我家全部家当和几口人，被遣往庆阳县赤城公社白马大队，临时落脚在大队部兽医站后院破败的地坑院窑洞。土炕泥灶，煤油灯照明，深沟挑水饮用。
下放疏散一来就是十年。父亲在白马粮管所当保管员。夏天验收小麦，秋季验收秋粮，期间也在壑口生产队当驻村干部。我家还保留城市户口，在粮管所买面买油，除了没地耕种，其实跟农民没啥两样。北方农活我都会干。最刻骨铭心的是，在学校因家庭出身、衣服补丁比同学少，受到老师和同学歧视。父亲的工作在几个公社粮管所间调动。父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每次搬家，都借住在老乡的窑洞里。
渐渐长大，我们问父亲为什么不回城，父亲常常沉默不言。在我的记忆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父亲从不会苛责打骂我们几个孩子，可能跟他中年成家有关。与其说父母让孩子自由成长，还不如说，他们没有精力管教我们，任由我们兄妹五人野性长大。父亲垂身示范我们，要做正直、诚实的人，不要讨好阿谀权贵。寒冬长夜，父亲常在家庭会议上念叨，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供养我们五个孩子高中毕业，他超额做到了。每天两餐，一张小饭桌摆放在窑洞厨房泥地中间，四周摆上小板凳，全家一起吃饭、交流，建立长幼平等和自由关系。下放期间，兄姐先后插队当知青，然后被政府安排工作。
1984年全家返城，住进粮食局家属院，父亲也年届60岁，到了退休年龄。他坚持工作两年才办理离休手续。离休后闲不住，他又担任街道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常常召集党员老头老太在家里客厅学文件、读报纸。母亲因我1989年入狱罹患心脏病，需要静养，于是父母常闹口角。母亲不幸于1994年早逝，当时我在海南岛第二次面临牢狱之灾。
1989年9月，小妹陪着65岁的父亲，从千里之外的陇东，辗转抵达设在山区的甘肃省劳教所探望我。那天刮着大风，我正与其他犯人在篮球场筛煤，满脸黑灰，饥肠漉漉，喀、喀地咳嗽。走出大铁门，父亲和小妹远远站在一排飒飒摇摆的杨树下，大风刮起了他们的衣角，黄尘扑面。站在亲人面前，我咬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话。父亲沉默，小妹在旁边嘤嘤哭泣，管教在旁边看守。过了好大一会儿，父亲破例递给我一支香烟，平静地问：“你咋不给家里说一下？！”我参加学运从未告诉家人。
2002年，我让父亲和家人赴深圳游玩。除了1950年代去过云贵一带征兵，这是父亲几十年后再次来到江南，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一天，父亲点名要去深圳莲花山瞻仰经济特区设计师邓小平铜像。邓小平下令六四屠城，而我参与那场民主运动，被投进监狱并开除学籍。76岁的父亲拉着我的小外甥女，拾级而上。阳光赤灼。父亲满脸汗水，恭立在邓小平像前，静静地抬头仰望；我背向铜像，倚靠在石栏上，眺望自由香港。此刻，我与父亲都若有所思，却是多么的背道而驰！
两辈人的信仰如此不同。多年来父亲试图说服我放弃异议言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好在时间可以疗治伤口，我与父亲，彼此宽容、妥协和尊重，才维系着浓浓父子情。
父亲平静的晚年生活，终在2009年被打断。家属院面临拆迁。庆阳市政府派出市、区老干局等各路人马，上门动员父亲搬迁，称父亲作为老革命、老党员，要带头配合城市规划，甚至匿名打电话威胁父亲，如不按期搬迁就停发离休工资。他们避而不谈如何解决后续住房。而以父亲近年提升的每月四千多元离休金，也无力购买高价商品房；其次，按照国家离休干部待遇规定，要由政府解决住房。
一拨拨政府和拆迁办人员，轮番登门，恐吓威胁，软硬兼施。父亲带领家属院住户，阻拦推土机开工，但是，却无法挣脱政府人员戴给他的“老革命”、“老党员”的大帽子。父亲维护政府面子，从未告诉家人他因心理压力大引发陈疾的实情，终于被摧垮住进医院。父亲昏迷在病床，每天全靠十多瓶营养液维持生命。医生多次下发病危通知。家人已通知外地亲戚最后一次探望父亲，并着手准备父亲的后事。而在父亲被政府迫害、生命垂危的关口，他所维护的政府和一生愚忠的党，早已遗忘了他。这到底是谁的悲哀？但我明白，这是父亲在共产制度下必然的结局。
父亲终于从死亡边缘坚强地复活过来，这年他已85岁高龄。家属院被铲为平地，父亲自后租房居住，保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他不愿意与子女合住在一起。
在血肉战场，父亲刚强如铁，从不曾屈从死亡；而他曾用生命誓死捍卫的党，却在他的晚年，无情地将他摧残，令他居无定所。
2011年初稿，2012年3月定稿
（原文有删节）